敦煌學·敦煌學的興起

1930年，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在為陳垣先生所編《敦煌劫余錄》所作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徒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二十余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范圍先后咸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

陳寅恪先生第一次使用“敦煌學”這一名稱，其含義指對于敦煌藏經洞所出文獻資料的研究。幾十年來，學術界對于“敦煌學”一詞的內涵有著不同的理解。從嚴格的、科學的含義上講，敦煌學不是有內在規律、成體系、有系統的一門科學，但它在幾十年的使用和流傳中，已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用法，被學術界所接受，我們也沿用這種稱呼。

敦煌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四個方面。

(1) 敦煌石室遺書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四萬余件寫本和刻本，是使敦煌學成為一門學科的最主要因素。對于藏經洞所出(也包括1944年土地廟文書)各種文字、各種內容的寫本和刻本的刊布、整理、分類和綜合的研究等，都應屬于敦煌學最主要的內容。

(2)敦煌石窟藝術和考古

莫高窟是佛教藝術的殿堂，而敦煌寫本中約占百分之九十的卷子為漢文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字的佛經，石窟的雕塑、壁畫及壁畫上的題記和榜題，都與佛經寫卷有不解之緣; 而壁畫的不少內容都是根據佛經或從佛經演繹而來。石窟的形制、建筑等也是與敦煌經卷有著種種聯系。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敦煌石窟有廣狹二義，狹義僅指莫高窟，廣義則指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及萬佛峽、西千佛洞和肅北五個廟石窟共四處，目前，提及敦煌石窟藝術，一般是廣義。

(3) 敦煌地區的史跡及其他文物

敦煌古郡范圍內，有許多城址、關址、漢代長城遺址、烽燧遺址、塔寺、水渠、古代居住遺址等地面文物和遺址;有許多古代墓葬;也有從敦煌地區出土的漢晉木簡(從1906年到1979年，敦煌共出土五批木簡)。這些地上和地下的文物及遺址也是敦煌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4) 敦煌學理論

對敦煌學發展的歷史、現狀、研究方法以及學科的概念、范圍等問題的探索，也是敦煌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斯坦因是第一個從藏經洞盜竊文物的西方探險家，洛克濟是最早向西方介紹莫高窟雕塑和壁畫的學者，因此，一些外國學者常把1907年斯坦因的“發現”作為敦煌學的開端。這種看法抹煞了中國學者首先發現并開展敦煌學研究的功績。

清代雍正年間(1723—1736)，光祿少卿汪漋在奉命督修沙州(敦煌)城時，就已經注意到了莫高窟，并用優美的詩歌贊頌了莫高窟藝術。嘉慶年間(1796—1821)，著名的西北史地學家徐松也曾游歷千佛洞，并在《西域水道記》一書中記載了許多有關敦煌和莫高窟的材料。

1900年，藏經洞內的珍寶發現以后，最早認識敦煌文獻及文物價值的是我國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1903年，葉氏收到敦煌縣令汪宗瀚等人贈送的敦煌寫本、絹畫之后，馬上意識到這些材料的學術價值。在葉氏所著《語石》一書中，對其所見的敦煌寫經和絹畫的書法、內容作了初步考訂，并曾建議藩臺衙門將藏經洞內文物運往蘭州保管。由于身任甘肅學臺的葉昌熾巡行的范圍在肅州(今酒泉)以東，所以未能親赴莫高窟查看寶藏的全部內容，不了解它的全部價值，也就沒有再想辦法保護這些材料。等到法國人伯希和帶著掠得的一部分精品來到北京時，他對自己沒有前往敦煌，盡收寶藏感到十分遺憾，并在 《日記》里深深地譴責了自己。

即使在斯坦因、伯希和兩次大規模將藏經洞文物掠走以后，首先對敦煌文獻進行介紹和研究的還是我國學者。自1909年我國學者在北京見到伯希和帶來的部分敦煌寫本以后，很快就開始了對當時所能見到的寫本的整理與研究工作。相繼整理出版了《敦煌石室真跡錄》(王仁俊 1909年)、《敦煌石室遺書》(羅振玉 1909年)、《沙州文錄》(蔣斧 1909年)、《鳴沙石室佚書》(羅振玉 1913年)、《鳴沙石室佚書續編》(羅振玉 1917年)、《鳴沙石室古籍叢殘》(羅振玉 1916年)、《敦煌零拾》(羅振玉 1924年)、《敦煌石室佚書三種》(羅振玉 1924年)、《沙州文錄補遺》(羅福萇 1924年)、《敦煌石室碎金》(羅振玉 1925年)等，一批敦煌寫本的錄文或影印本。在整理、刊布上述文獻的同時，我國學者如羅振玉、王國維、陳寅恪等，多采取為寫本作跋尾方式，對寫本的性質和價值進行了考證與論述。

在刊布的二百余件寫本中，多數得自伯希和收集品，其內容雖然也有一些佛教、道教、摩尼教經典和少數社會經濟、通俗文學資料，但主要內容是經史子集四部書。即使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我們學者仍然在文獻刊布和古籍校勘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并且在沙州歸義軍歷史、敦煌俗文學、敦煌佛典等領域進行了早期探索。1910年，佛學專家李翊灼先生對入藏京師圖書館的寫卷進行清理，他遍閱八千余卷寫經，從中選出沒有傳世本的佛經約160種，編成《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一卷，為研究北京收藏的敦煌佛教經典指點了門徑。

1925年以后，中國學者開始自己去國外調查搜集，材料范圍擴大。二十年代中期，劉復在巴黎利用研究語言學之余，考察了巴黎收藏的伯希和劫去的敦煌文獻，從中抄錄了俗文學、文書契約、韻書等三大類共104件，回國后編成《敦煌掇瑣》一書出版。這部書開闊了國內學者的眼界，為研究者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提供了資料。

1928年，京師圖書館更名為北平圖書館，1929年設立了寫經組，開始對館藏敦煌寫經進行整理編目工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請著名學者陳垣先生對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寫經進行系統整理，并于1930年編撰成詳細記載每卷寫本的起迄、紙數、行數及題記、卷子殘缺情況的《敦煌劫余錄》(1931年出版)。這項工作為學術界了解、使用北圖藏敦煌寫卷提供了極大方便。

在國外，介紹敦煌遺書的發現并開展對它的整理與研究，以與中國文化同源的日本行動最快。早在1909年，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內藤湖南和狩野君山就從中國學者羅振玉和在北京的日本書商田中慶太郎那里得知，敦煌發現了藏經洞及伯希和從敦煌帶走了大批古書，日本的《朝日新聞》很快以《敦煌石室發見物》為題，詳細報導了此事;這篇報告還詳細羅列了1909年伯希和攜至北京的敦煌遺書目錄。同年，內藤和狩野還在京都大學史學研究會第二次總會上展覽了羅振玉寄贈的照片，并由幾位專家做了講解，在日本學術界引起了轟動。1910年，黑板勝美博士又將其在倫敦考察斯坦因劫去的敦煌文物的情況向日本學界做了介紹。同年，在北京任教的藤田豐八出版了《慧超傳箋釋》，對伯希和劫走的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進行了細致的考證和注釋。此后，狩野直喜、矢吹慶輝、藤田湖南、石濱純太郎、小島祐馬等又先后赴法、英考察，抄錄、拍攝敦煌文獻。到1930年為止，陸續出版了《佛典研究》(松本文三郎 1914年)、《敦煌遺書》影印本、活字本(羽田亨、伯希和合編 1926年)、《三階教研究》(矢吹慶輝 1927年)、《大正新修大藏經·85·古逸部·疑似部》(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1928年)、《沙州諸子二十六種》 (小島祐馬 1929年)、《鳴沙余韻》(矢吹慶輝 1930年)等一系列敦煌寫本的影印本、錄文本和研究專著及一大批有關敦煌學的論文。

伯希和是精通華語的漢學家，所得敦煌寶藏具有四多一少(世俗文書多、紀年文獻多、儒家典籍多、道教文獻多、佛經少)的特點，加上又拍攝了大量敦煌石窟的照片，并對壁畫題記進行了抄錄;所以法國在對敦煌文物的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自1909年從北京返國后，伯希和用很大精力從事對敦煌文物的研究。他首先對劫去的敦煌文獻進行了初步清理，編成了草目，并對其中漢、藏、回鶻、粟特等多種語言的寫本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伯希和從1911年3月開始在法蘭西學院開設亞細亞講座，介紹敦煌文獻的研究成果在這個講座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時，伯希和還利用從莫高窟拍回的照片，于1920年至1924年編輯出版了六卷本《敦煌石窟》圖冊，這是有關敦煌佛教藝術最早的大型圖集。由于在伯希和拍照之后，在1920—1921年間，數百名沙俄白匪軍居住在莫高窟內，使壁畫部分被煙熏壞、被涂抹，有些塑像被毀壞;1924年華爾納又卑鄙地剝離壁畫、劫走塑像;直至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前的人為破壞;所以，伯希和《敦煌石窟》的六卷本圖冊在今天仍有極大的參考價值。當年常書鴻先生留學巴黎，就是在塞納河邊看到伯希和的 《敦煌石窟》，為其內容豐富、氣勢恢宏所懾服，決心歸國做“敦煌守護神”的。

英國對敦煌文物的研究起步較晚。從1919年起，由翟林奈(L.Giles)等一批學者對斯坦因掠去的敦煌文物進行整理和研究。

自1909—1930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國家內，對藏經洞所出現新資料的研究已經成為一種潮流，并逐漸發展成一種專門的學問。1930年，陳寅恪正式把這門學問概括為“敦煌學”;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現了 “Tunhuangology”這個新詞，“敦煌學”這一名詞逐漸被學術界所接受。在這一階段，“敦煌學”主要指對藏經洞所出文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