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出世的“聶嫈”

郭沫若(1892—1978)是現代中國杰出的作家、詩人和戲劇家，是繼魯迅之后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如同他的詩歌一樣，他的歷史劇也體現了他浪漫主義的精神素質。郭沫若不僅以歷史劇來再現歷史人物和歷史事實，而且以歷史題材服務于現實斗爭，體現新的時代精神，“借古人的皮毛，說自己的話”，這正是他的歷史劇對于中國文壇乃至中國革命的杰出貢獻。

他的早期歷史劇，包括《聶嫈》、《王昭君》、《卓文君》三個劇本的《三個叛逆的女性》，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卓文君》通過女主人公卓文君不顧父命，公開與司馬相如出走的情節，歌頌了新時代女性在婚姻問題上“不以父命”的獨立意識和反抗精神，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在《王昭君》中，他一改過去對王昭君命運悲劇的處理模式，處理為性格悲劇，一反過去宿命論的感傷和無奈，突出了王昭君勇抗強暴的倔強性格。通過封建社會里“君權至上”這一階級壓迫的集中體現者，揭示了產生王昭君悲劇的社會根源，從而具備了超出以往王氏悲劇的深沉思索和巨大的感染力。

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了。當時有一個大學生在運動中身受重傷，他姐姐沖破反動政府的阻撓，不顧一切去照顧他。這一殘酷的斗爭，感人的現實和高度的革命熱情促使郭沫若提起沉重的筆，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構思了緊密配合當時反帝任務的歷史劇《聶嫈》。作者設想以戰國時代聶政助嚴遂殺韓相俠累的故事，影射現實，來歌頌聶嫈、聶政姊弟舍己救人、反抗暴政的英勇精神，使處于現實斗爭中的讀者產生聯想，以此來配合當時轟轟烈烈的反帝斗爭。應該說，這種構思和設想是符合郭沫若歷史劇的創作精神的，也是極富現實意義的，然而作者只留下了一個《聶嫈》的草稿，僅僅演了三天，劇作未能在演出實踐中得以深化和拓展，盡管有了轟動但波及面還相當狹窄，影響并不廣泛，這是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