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文為教”政策的失誤

兩宋文教政策是兩宋統治者治國安邦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教政策是由其總的治國安邦之策決定的，又是為其總的治國安邦之策服務的。宋代文教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加強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基本要點是：“興文教、抑武事”，文武分離、重文輕武;以此來抑制豪門，強化皇權，吸引庶族地主階層的知識分子參政，提高讀書士子的地位，擴大統治階級的社會基礎;加強政治思想控制，強化封建倫理道德的社會功能。

“重文”方針的確定和實施，以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始。趙匡胤是以“兵變”方式取得政權的，也惟恐他人有朝一日利用“兵變”奪走政權。同時也鑒唐末五代藩鎮割據、軍隊將領擁兵自重的歷史經驗，他以政治威懾和物質利誘的手段迫使將帥們紛紛交出兵權，導演了“杯酒釋兵權”的史劇，將兵權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同時調整行政機構，限制其職權。在中央設立樞密院，凡天下所有軍隊及其編制、軍官的選拔和委派以及軍隊的一切行政指揮之權，全由樞密院統一管理，并將三帥的統兵權與樞密院的調兵權責職分開，實行以文制軍的策略，明確提出：“宰相須用讀人”。為防止地方勢力割據，他收其精兵，選為御林軍，削弱地方兵力。這些措施都奠定了“重文”方針的基礎。

隨著兵權的集中，宋代統治者的戰略重點逐漸轉向恢復和發展經濟、文化，更進一步重視思想文化和倫理道德的作用，讀書士子受到普遍的重用，重文輕武的方針更為明確，并得到更全面的實施。宋太宗時曾任用大批文官代替原來的武官，明確提倡“興文教，抑武事”的方針，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建立雖然要依靠戰爭和武功，但終要依靠文化和道德才能使天下大治。”據史書記載，宋代選拔統治人才主要依靠以文史知識的學習和掌握為主要內容的進士科，是科舉考試各科中得人最多的一科，宋代的名卿巨公，大多由此科出身。地方各級官吏也以文人充任，正是“重文”方針最突出的體現。

在“重文”方針的指導下，培養和選拔人才的目標和標準皆以文行為貴，學校教育，科舉考試受到普遍重視，讀書和學文受到特殊鼓勵。宋真宗有一首《勸學詩》，就是大力宣揚讀書學文極端重要和好處無比的典型材料：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出門莫愁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把讀書學文強調到了極點。

宋代的“重文”方針成為整個文教政策的基礎和核心，對宋代的文化教育有著重要的影響。重視科舉，提倡興學，加強學術思想和倫理道德的研究和宣傳，擴大文學藝術的普及范圍等，都是這一方針的直接體現。

但是，這種“重文”輕武的文教方針也帶來極大的消極影響，造成嚴重的不良后果。把教育的作用片面地夸大到了極端，成了企圖取代整個治國方略的地步，一方面，它使全國的軍事實力嚴重地削弱，朝野上下，軍旅不振，武功不興，武備不修，外患屢起，弱不勝敵，只得屈辱媾和，同時又使國家機構臃腫，人浮于官，官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政府腐敗，府庫空虛，使宋代長期處于冗官冗費、積貧積弱的境地;另一方面，把教育的功能夸到極處，在本質上也否定了教育的存在和其真實的社會功能，使教育走上空疏和形式化的死路。學校教育不習武事，讀書士子“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功名利祿成為知識分子強心劑，腐蝕了讀書人的靈魂。專尚文辭、空談性理、個個成為手無縛雞之力、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文弱書生，既不懂經世致務、也不懂風雷戰陣，既無“推倒一世之智勇”，也無“開拓萬古之心胸”，為宋代的社會發展造成了真正的障礙，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文”方針造成了文武分離、重文輕武，讀書士子以讀書為目的，形成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風氣。王安石和葉適、陳亮等都對此進行過尖銳的批評，并提出文武兼資的教育主張，希望造就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的“一世英雄”，正是針對“重文”方針的弊端提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