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之悔

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的措施主要有兩條：考試內容的統一和考試方法的劃一。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由于統治階級各集團的利害不一，對改革的目標與方法，甚至對改革的性質的認識，都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從科舉考試來說，通過科舉統一認識、選拔改革人才是一個首要的問題，而要統一認識、選拔合格人才，首先就需要統一經術，即統一考試內容。因為經術本身即是改革的理論根據。宋神宗對王安石說，現在的經術人人不同，各講各的道理，怎么來統一思想?因此要求王安石對經典做統一的詮釋與說明。于是，王安石設置“經義局”，自己和他的兒子和學生一起動手，訓釋了《詩義》、《書義》、《周禮義》三部經典?！靶铝x”一成，即頒布學校，社會上即爭相傳習，政府并把它作為官定的統一教材、科舉考試的基本內容和標準答案，凡是有與《三經新義》不相符合的，一律定為不合格。其次，在考試方法上，認為唐代以來的考試，著重吟詩作賦，講究聲病對偶的虛文和對經典的死記硬背，忽略了對經典的學習和經典的意義和精神實質的直接把握和體會理解，因此沒有真才實學，再加上，考試以吟詩作賦為主，也選拔不出經世治國的實際才能。因此，廢除吟詩作賦、帖經和墨義的考試，考以經義和策論，即考以對經文的理解、議論和對時事的評論。考試的主要文體是議論文，并親自為這種考試作了范文，規定了文章的格式、布局、章法和行文方式，頒行天下照行。

王安石的這一改革，本來是為了使士子們從過去那種虛華的學風和死記硬背的方法中解放出來，培養士子通經致用的實際本領和獨立思考，勇于創新的工作能力。但是，由于他的《三經新義》實際上是私家學術，又把考試內容從唐以來的九經、十二經縮到他所注的“三經”上，要求士子只在《三經新義》中學習和思考問題，本身即限制了士子的思想范圍，其結果又只能是死記硬背，不著邊際。另一方面，他考試經義、策論的文章，既然有固定的格式，就同樣可以被人擬出一個模式來，互相傳抄，相襲共蹈，并不需要什么創造性。因此，士子們仍然像從前一樣，廢經不讀、沉溺于闈墨房稿、考試時文、猜題押寶之中。特別是他所制作的經義文樣，被后人一經發展，成為只在《四書》、《五經》中代古人立言的八股文章，竟成了封建社會后期漫長的八百年中禁錮知識分子頭腦的鎖鏈。所以，后來王安石總結他的教育改革失敗的教訓時沉痛地說：“我本來是想把只會讀死書的經生培養成能讀書致用的秀才，卻沒有想到倒把本有些才能的秀才變成了只會讀死書的經生。真是十分可惜。”

文化教育的改革，是與文化教育上的專制主義不相容的，不管改革者的愿望多么美好，要想以文化專制主義來支持文化教育的改革，它本質上仍是以一種專制取代另一種專制，其結果只能開歷史的倒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