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的悲劇

中國文化史上，有一個突出現象：封建專制君王嚴密監視和控制士人的文字工作，對在思想、文字上稍有“越軌”“悖逆”的文人學士大興文字獄。文網之密，文獄之酷又尤以清代為最。《清文字獄大事記》中有史可考的文字獄竟有187起，可謂登峰造極了。魯迅抨擊為“膾炙人口的虐政”。

清代以文獲罪的第一個罹難者是函可。他以《變紀》手稿實錄明末仁人志士不甘亡國悲壯獻身的事跡而遭流放。死后116年，他住過的寺廟仍遭拆毀，著作《千山詩集》被列為禁書。

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山水景色絕頂秀麗的杭州城，陽光下七十人身首異處，血濺人間天堂。這便是清初莊氏《明史》案。莊廷鑨雙目失明后，誓效“左丘失明，乃著《國語》”，就買了《明史》稿本，請江浙名士增刪潤色，評論史事。時值反清怒潮風起云涌，清統治者借《明史》一案，大開殺戒，對文人學士進行恐怖鎮壓，甚至李氏只買書一本，也難保性命。

即使在康熙后期，國力增強，社會穩定，是相對的盛世太平時期，大的文字獄仍層出不減。戴名世著《南山集》，因寫南明人物傳記時以南明各代如弘光，永歷為年號，有眷戀故明之嫌，戴各世被凌遲處死，株連的人物不下三百。

清雍正帝繼位后，文字獄更是肆意泛濫。查嗣庭任江西考官時，出題“維民所止”。不料，被認為“維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查嗣庭獲罪入獄，后死于獄，雍正尚不甘心，令“戳其尸”

文網愈織愈密，文獄愈演愈烈，到后來，小小一字也能送性命。“一把心腸論濁清”濁清本是對用，講政治節操，偏偏乾隆皇帝大怒：“加‘濁’于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詩人胡中藻因“濁”字被斬。

更有甚者，乾隆十八年(1753)，精神病人丁文彬因出語荒唐，書詞狂悖，枉送了性命。

清文字獄迭起，讀書人惶惶不可終日，惴惴不能自保，皆有風聲鶴唳之感。因而他們的作品也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缺少生機活力，缺乏創造性。許多人埋頭八股文，走科舉取士道路。文壇越來越冷落，文風呆板而脆弱。為鞏固封建統治而采取的文字獄禁錮了思想，也箝制了文學的發展。這是一代文學的遺憾，也是值得后人反思的歷史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