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的“多事之秋”

委內瑞拉是拉美比較富裕和穩定的國家，1976年以來積累的石油收入超過2，000億美元，1990年至1992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5.3%、8.5%和9%，雄居拉美之首。但是1992年2月和11月卻連續爆發兩次未遂軍事政變，死數百人，傷數千人。政變前后，國內發生了一系列要求佩雷斯總統辭職的群眾運動，其聲勢之大，是委內瑞拉歷史上鮮見的。

第1次軍事政變發生在2月4日，為首者是以查維斯中校為代表的一批校級軍官;11月27日的政變，則是以格魯韋爾少將為首的一批高級將領。第1次政變時，民眾支持率高達34%;第2次政變時，竟有73%的委內瑞拉人認為佩雷斯總統應當下臺。如果算上1989年2月佩雷斯總統上臺不久發生的死亡人數在300名左右的民眾騷亂，委內瑞拉紛亂不堪的社會與政治狀況，同它素來享有的美稱“南美洲民主櫥窗”，不啻是天壤之別。這一切為什么會發生呢?

首先，政府以急進的方式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使廣大中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生活水平驟降，怨聲載道，從而招致了社會動蕩。委內瑞拉人民的基本需求，多年來一直靠政府的補貼來維持。水電費、汽油費等，收費很低。大部分企業又是國營企業，產品由國家補貼。但由于世界市場原油價格下降，委內瑞拉的人均石油收入從1980年的2，600美元降到1990年的600美元。佩雷斯總統上臺伊始就實行嚴厲的緊縮政策，將委幣玻利瓦爾貶值160%，并放開價格，削減公共開支，取消補貼，增加稅收。這一切對于沖破依賴石油的集權式經濟體制，建立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也許是必不可免的，但為此付出代價的卻是廣大的中產階級和城市居民。佩雷斯總統推行的新經濟政策過激過猛，對于習慣于基本需求依靠國家補貼的人們來說，這種變化過于突然。盡管政府在理順宏觀經濟方面是有成效的，但宏觀經濟復蘇帶來的好處并沒有直接體現在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反而是購買力下降，引起對佩雷斯總統的怨恨。佩雷斯總統在1974—1979年第一次執政時，是國家干預主義和社會福利主義理論的積極推行者，1989年2月上臺后卻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不僅放棄了原來的民眾主義理論轉回新自由主義，甚至還提出了全部石油私有化的主張。

其次，政府懲治腐敗不力，引起人民極端不滿。委內瑞拉多年來由民主行動黨和基督教社會黨兩大政黨輪流執政。這兩大政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比較清廉，得到人民信任。但第二代領導人上臺后，這一品質逐漸喪失。80年代，兩大政黨高層中間盛行腐敗之風，利用權力和各種渠道巧取豪奪，瘋狂地積聚個人財富。坎平斯政府(1979—1983)和盧辛奇政府(1983—1988)任內，貪污案件屢屢發生，甚至連盧辛奇本人也卷了進去。佩雷斯總統的兒子及親信因涉嫌丑聞到國外避風。委內瑞拉人民對兩黨領導人產生了不信任情緒，客觀上為軍人發動政變鋪平了道路。

第三，政府對經濟改革帶來的社會沖擊，嚴重估計不足。佩雷斯的改革政策對城市中低收入階層的沖擊，十分猛烈。雖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社會補償措施，如向低薪家庭的學生發放牛奶、食品、日用品和衣物等。但這些措施不足以減緩經濟改革沖擊帶來的壓力。一方面取消了國家原來提供的大部分補貼，一方面又是物價上漲(1990—1992年平均通脹率在30%以上)、失業增加(1990—1992年城市人口的失業率在10%以上)。城市人口的實際工資只有1978年的49.8%。1990年普查的1，780萬人口中，中產階級所占的比例下降了12%，貧困階層上升到70%。軍人大多出身于中下階層，他們對中下階層生活水平的下降不可能無動于衷。軍人政變領導人利用了這一不滿情緒，一連發動了兩次未遂政變。

委內瑞拉為打破依賴石油的舊經濟體制，不得不付出極大的社會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