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1925年以后，現代敘事性文學中出現了嶄新的因素。在革命大潮的推動下，作家的視野從個人的解放轉移到社會的解放。這樣，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革命文學出現了。它昭示了繼開拓“五四”新文學劃時代局面后的又一個新階段的到來。而在這股強大的革命文學洪流涌動的初期卻出現了某些不健康的因素，那就是蔣光赤、洪靈菲等一批左翼文學家的“革命浪漫諦克”模式小說的創作。此類小說不是從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出發，而是按照小資產階級對革命生活的幻想，任意地編造情節，表現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情調，與后來所說的“革命浪漫主義”完全是兩回事，它以蔣光赤的《少年漂泊者》為代表，風靡1928—31年的創作界。

左翼文壇的青年作家們大都出身在“中產”之家，早年參加了“五四”愛國學生運動，不久又到蘇聯學習過。回國之后，雖然有些人進行過一段時間實際的革命斗爭，然而大多數的作者還是在上海“亭子間”從事寫作的，對于中國下層人民的生活了解得很少，對真正的群眾工作也完全缺乏經驗，因此思想沒得到很好的鍛煉與改造。他們常常把現實斗爭理想化、簡單化，如洪靈菲小說《家信》中主人公就認為：“假若我們把這(未來的)美麗般社會比作一只鳥，那么這一只鳥，是在我們的鳥籠里面，而不是在空中，在林際，在田野，只要一伸手，便可以把它得到了。”

這是一批很具浪漫氣質的青年作家。蔣光赤就曾對郭沫若說：“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誰個來革命呢?”同時，他在《死去了的情緒》一文中直白地講：“有什么東西能比革命還有趣些，還羅曼諦克些?”這種“浪漫的氣質和行動”(孟超語)反映于作品，往往使作品糾纏在“革命加戀愛”的公式中，將次要的戀愛問題與浪漫情節強化而陷入兒女情長的小圈子里。

1931年11月，“左聯”以行動的方式在“左聯執委會”決議中明確提出要拋棄“戀愛與革命的沖突”這種“定型的觀念和虛偽的題材”的創作，“革命浪漫諦克”式的小說才漸漸銷聲匿跡了。

革命文學應該以風云變幻的大變革的時代為背景，反映這個時代里各階層人的行為與心態，并為革命指出方向。而“革命浪漫諦克”小說則是用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去規范小說人物的思想，使無論工人、農民都具有才子佳人式的情調。這種違反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虛假編造是絕無藝術生命可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