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文學的荒漠——日本戰爭期文學

翻開日本近代文學史，有一段不被人重視的文學階段，即1935至1945年的文學。不少近代文學史的下限止于戰前，實際上是1935年前后，而戰后文學史自然又始于1945年。即使有提到這十年戰爭期文學的，也只是廖廖數語。為什么會形成這種狀況呢?這主要是因為這十年不僅沒有產生什么不朽的名著，甚至一般作品連文學性也所剩不多，導致了一段文學荒漠的形成。

軍國主義政治對文學自由的強烈干擾，是導致文學性失落的一方面原因。1937至1938年曾發生了兩起“禁發事件”。一是島木健作的《再建》，記載了作者思想轉向后對農民運動的反省以及再建的企圖。作品一發表就被當局以“通過農民運動刺激左翼意識”為由予以查禁。作者在強大的壓力下，只好另寫了一篇《生活的追求》，以求與當局達到妥協。另一起是石川達三的《活著的士兵》，作者根據自己隨軍中國華北的經歷，較客觀真實地展現了日軍燒殺掠搶的所作所為，揭穿了當時日本統治者的欺騙宣傳。結果，作品在發行之日即被查禁，作者也被判刑。判決理由是：發表了記述皇家士兵殺戳、掠奪非戰斗人員、軍隊松弛，破壞安寧秩序的作品。兩起“禁發事件”之后，文學便被納入了順應法西斯軍國主義的軌道之中。在市古貞次先生的《日本文學史概說》中，有這樣的論述：“隨著戰爭的進行，著意表現空洞的戰爭意識的文學逐漸泛濫起來。”以農民文學為首，生產文學、大洋文學、海洋文學等形形色色順應國策的‘頭銜文學’制作出來。但是，多數作品顯然沒有使素材充分形象化。喪失藝術性導致誕生無法卒讀的作品，除伊藤永之介的《鶯》、間宮茂輔的《礦石》等等以外，沒有可讀的作品。”

另一方面，當時文學界普遍掀起了一股轉向風潮，他們以克服、超越日本社會所吸收的西歐化的思想入手，表現為向日本傳統的一次強烈回歸。這使許多作家邁出了從狹隘的愛國主義到國粹主義的關鍵的一步。如保田與重郎、淺野晃等的“日本浪漫派”所提倡的國家主義，強調文學回歸古典，強調樹立民族主義文化，賣力地鼓吹協助戰爭：還有二十年代曾是個無產階級革命作家的林房雄，在經過三十年代的轉向、緋徊后，到了四十年代，接連寫出了《談轉向》、《勤皇之心》等文章，最終投入到軍國主義的懷抱之中。這樣一些轉向者也導致了這時期文學性的失落。此時雖然也有一些作家力圖與之進行抵抗，以保護文學的純潔性，但終究沒有形成有組織的反抗。

國粹主義、軍國主義的影響，使得日本民族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戰爭所造成的物質創傷，如今已基本愈合。但1935至1945年這段文學的荒漠卻再也無法彌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