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歷史事跡,評價,人物簡介

左宗棠，字季高，1812年出生在湖南湘陰縣的一個小地主家庭里。是晚清地主階級中比較愛國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左宗棠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秀才。全家雖有四十畝地，由于人口較多，生活并不寬裕。十六歲那年，其母去世，十九歲時，又死了父親。二十一歲時雖然考中舉人，但隨后三次入京會試都名落孫山。此后，他放棄科舉，一心鉆研歷史、地理、軍事等經世致用的學問。因為生計所迫，還從事私塾教學，有時也參加一點田間勞動，曾自號 “湘上農人”。在陶澍、賀長齡等師友的熏陶下，在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影響下，他崇尚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人的思想，贊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進步主張，逐步形成了愛國主義思想。左宗棠的一生是功罪兼有的： 從1852年開始，他相繼參與了鎮壓太平天國、捻軍和回民起義的罪惡活動，他靠這一血腥事業起家，成了聲勢顯赫的所謂 “中興名臣”，成了和曾國藩、李鴻章齊名的封疆大吏。這方面，無疑是應當批判和否定的。但是，他在新疆淪陷的危急時刻，挺身而出，力排眾議，毅然揮師出關，收復了新疆，為中華民族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在這場勝利的反侵略戰爭中，他表現出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精湛的用兵藝術。

海防塞防 力主并重

1874年冬到1875年春，受到英、俄兩國支持和控制的浩罕侵略者阿古柏，侵占我國新疆的天山南北已達十年之久，沙皇俄國直接出兵強占我國新疆的伊犁地區也已四年，飽受殖民統治的新疆各族人民，迫切要求清軍早日出關，驅逐外國強盜，使新疆歸回祖國。這時，左宗棠所部清軍已經基本結束了在甘肅的戰事，出兵收復新疆的條件完全成熟了。

正當清政府調兵遣將，準備大舉出兵收復新疆之際，發生了日本侵犯我國臺灣的事件，東南海防因此緊張起來。于是，清政府內部出現了一場海防與塞防的爭論。

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派認為： 塞防不如海防重要，新疆不收復，對國家元氣無傷; 有了新疆，對國家只有損失而無收益; 阿古柏已與英、俄兩國勾結一氣，即使收復了也守不住; 目前財政困難，無力顧及新疆。因此，應該放棄塞防，專顧海防，準備出關的部隊，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這就是所謂的 “海防淪”，實質上是放棄新疆的賣國謬論。

以湖南巡撫王文韶為代表的塞防派認為： 西洋各國，以俄為大，離中國最近，又最狡猾; 目前已經侵占了我伊犁地區，勢必長期不還; 如不迅速出兵收復，沙俄必將得寸進尺，繼續入侵。因此，“目前之計，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則各國必不致構釁于東南”。^①這就是所謂的 “塞防論”，實質上是主張暫棄海防，專注塞防。

這時的清朝最高統治集團，從自己王朝的利益出發，還不甘心放棄新疆，但在海防論者的喧囂聲中，又感到左右為難，舉棋不定。于是，密諭陜甘總督兼督辦新疆糧餉事宜的左宗崇，不指名地轉述了海防、塞防兩種意見，讓左宗棠幫助拿主意。無論資歷、聲望，還是地位、才干，左宗棠都是當時唯一可以同李鴻章相抗衡的人物，他的意見，無疑將對清政府的最后決策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

左宗棠原來打算在陜甘戰事結束之后告病回鄉。但是，當他得知沙俄強占伊犁的消息后，便決心在垂暮之年 “與此虜周旋”。從此，他以收復新疆為己任，密切注視著新疆局勢的發展。1874年10月，他受命督辦新疆糧餉之后，已經從后勤的角度，開始了進軍新疆的實際準備工作。

1875年3月19日，左宗棠在蘭州軍營接到密諭之后，周密籌畫了二十多天，于4月12日上了一道長達五千多字的《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堅決反對放棄塞防、專顧海防的主張。他認為： 自從福州船政局開設以來，海防的創辦已有頭緒，不需別籌經費，經常性的練軍之費不多，也不用別籌; 如果西北塞防費用充裕，自然可以勻給海防一些，可是，歷年來，各省、關欠解塞防之餉已達兩千多萬兩，沒有余錢可勻; 烏魯木齊沒有收復，無總要之地可以扼守，斷無撤兵之理; 即使收復了烏魯木齊，停兵不進，防軍之數不可能減少，也不會節省軍餉; 只有盡快收復新疆，以伊犁和南疆等富裕地區的財富來負擔新疆的防務，才有可能節省軍餉; “若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處，亦未能晏然。是停兵節餉，于海防未必有益，于邊塞則大有所妨”。^①因此，左宗棠主張： “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②這就是所謂的 “并重論”。

同一天，左宗棠還上了一道《遵旨密陳片》，毫不客氣地彈劾了原任新疆統帥景廉的無能和死板，彈劾了原任糧餉轉運幫辦袁葆恒的主觀武斷，對用兵新疆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議。

5月3日，清政府發布上諭，認為左宗棠 “所見甚是”，決定采納海防、塞防并重的主張，在加強海防的同時，出兵收復新疆; 決定將景廉和袁葆恒調回北京任職; 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并且表示“不為遙制”。這樣，清政府就打破了邊疆不用漢人的傳統，將收復新疆的大權全部交給了左宗棠。

左宗棠主張海防和塞防并重，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我們知道，中國近代以前的國防重點是塞防，是在西、北兩方。從鴉片戰爭開始，資本主義各國相繼從東、南沿海入侵，海防變得嚴重起來。從此，清王朝幾乎把全部注意力轉到了海防方面，忽視了塞防。林則徐最早看到了這個危險，他指出： 沙俄最終將成為中國的主要禍患。然而，他的話沒有引起朝廷的注意。時過不久，沙俄就割占了我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對于這樣重大的國防失誤，恭親王奕訴卻輕描淡寫地說成沒有仔細考察疆域輿圖。可見清政府在塞防上糊涂到了何等地步。李鴻章發展這一錯誤，竟然主張放棄新疆、專顧海防，如果得逞，其后果之嚴重，是不堪設想的。因此，左宗棠的“并重”主張，不但避免了專注塞防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克服了放棄新疆的危險性，實際上是一條從當時全國大局出發的唯一正確的國防方針。

注重后勤 糧運兼籌

用兵新疆，有兵、餉、糧、運四大困難。左宗棠認為： 籌餉難于籌兵，籌糧難于籌餉，籌轉運尤難于籌糧。糧、運兩事，是用兵新疆的關鍵，“事之利鈍遲速，機括全系乎此”^①。因此，“非糧運兼籌不可”^①。

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糧運對作戰的重要性本來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象左宗棠這樣，把糧運提到戰略首位，在其之前的中外戰爭史上，是非常罕見的。為什么呢?因為歷代戰爭，大都在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區進行，既可以取糧于敵，又可以隨地征糧，糧運問題并不突出。然而，用兵新疆，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新疆地處祖國西北，荒漠貧瘠，水草缺乏。特別是兵鋒首達的東疆、北疆地區，戈壁縱橫，產糧極少。就是鄰近新疆的河西走廊，因為多年戰亂，糧食也很短缺。從甘肅到新疆，遠隔數千里，沿途盡是戈壁、沙漠、高山、深谷，即使買到了糧食，要想運到新疆前線，也非常困難。在這種條件下，不首先抓糧運，就談不到打仗。清政府調兵遣將多年，全無成效，成祿一軍賴在高臺七、八年，就是不出玉門關，景廉、金順雖然出了關，卻打不了仗，基本原因都在糧食。因此，左宗棠斷然把糧運擺到戰略首位，是十分必要的。

左宗棠受命之后，以相當長的時間和極大的精力，著重抓了以糧運為中心的各項進軍準備工作。

首先是軍隊的整頓。進軍新疆的數量問題，清政府缺乏深慮，總以為多多益善，在調遣景廉、金順兩軍進疆之后，又催令左宗棠分兵出關，還調遣穆圖善、宋慶、劉銘傳三軍出關。李鴻章從阻撓西征的目的出發，企圖釜底抽薪，奏請將劉銘傳部二十二營銘軍調往山東、江蘇駐防。有趣的是，當清政府征求左宗棠意見時，左宗棠不但完全同意，而且還要求把穆圖善、宋慶兩軍調走或裁遣。他依據糧運的戰略地位，堅決主張“精兵”。為此，他對已在新疆和準備出關的部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

陜甘戰爭結束時，左宗棠轄有一百八十多營，他汰弱留強，一下裁掉了四十營，以后又作了進一步的裁減。金順部原有三十營，進疆之前接統成祿部十七營，進疆后接統景廉部三十四營，共計八十一營，金順以擁多兵為榮，不愿裁減，左宗棠便奏請清政府，命令他裁掉了四十二營。景廉在新疆時，曾教條地搬用古代 “寓兵于農”的政策，搞且耕且戰，結果不倫不類，糧食沒有生產出來，仗也打不了。左宗棠一接任，立即劃分兵農為二，擇其精壯者為兵，散其老弱者為農。對于原來駐守新疆各城的清軍殘部，則令保守現駐城隘，不擔負作戰任務。另從五十五營老湘軍中精選二十五營作為主力，在糧運完成以前，暫在涼州(今甘肅武威)整訓，待命出關。已經出關的張曜部十四營嵩武軍，令其在哈密舉辦屯田。經過這番整頓，不但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而且為軍餉和糧食的籌備數量提供了依據。

其次是軍餉的籌集。用兵新疆，每年需餉約一千萬兩。當時的餉源仍靠各省、關供應陜甘的協餉、厘金和海關稅，總計每年應到八百多萬兩。可是，擁護 “海防論”的督、撫們，一味拖欠，有的甚至停解。就連主張全力西征的王文韶，解餉也很不積極。當時，李鴻章系統的淮軍，每年可發九個月實餉，而進軍新疆的部隊，每年只能發一個月實餉，這對于實行雇擁兵制、靠薪餉養家的勇營軍隊來說，是難以維持的。由于左宗棠與士卒同甘共苦，將每年官俸的大部分捐作軍需; 加上廣大官兵的愛國熱情，軍心還未動搖，薪餉還可繼續積欠下去。但是，全軍的糧草、鹽菜、武器、被服的采買費和數額巨大的運輸費，是絕對不能積欠的。

1875年，左宗棠籌辦糧運，需餉急如星火，當年卻只收到了二百六十多萬兩協餉。1876年初，左宗棠在要餉、催餉無效的情況下，申請借外債一千萬兩，又受到李鴻章和沈葆楨的反對。不得已，左宗棠再次懇請清政府準借四百萬兩外債以解燃眉之急。清政府體諒左宗棠的難處，決定從戶部庫存四成洋稅項下，一次撥給左宗棠二百萬兩，令各省、關三個月內合解三百萬兩，逾期不到，準左宗棠指名彈劾，從重治罪。另外，讓左宗棠自己設法借外債五百萬兩。左宗棠接到上諭，高興萬分。開戰前的軍餉籌集終于有了著落。

此后，左宗棠通過上海采運局，幾次向外國銀行借債，至1881年，總計借了一千三百多萬兩。同時還向本地、外地富商挪借了一些。加上各省、關每年解到一些，總算勉強解決了籌餉的難題。

與此同時，左宗棠組織了一套龐大的機構進行軍糧的采運。他改變了過去成祿之流采取的攤派強征和拉差逼運的辦法，實行采買和雇運的方針。他強調 “民為軍食之本”，規定以合理價格收購糧食、支付運費，一地采糧不準過多，要保證農民留足口糧和種子，以便恢復和發展生產，為日后準備糧源。

按左宗棠在西北修訂的《楚軍營制》，步兵每營五百人，長夫二百人，騎兵每營二百五十人，長夫一百人，戰馬二百五十匹。兵、夫月需口糧四十五斤，戰馬月需糧料一百五十斤，草三百六十斤，草不夠以糧料補充。總計入疆部隊最多時達到百營左右，其中騎兵約占四分之一。每年約需糧食五千萬斤，準備三個月作戰口糧和三個月儲備口糧，需要兩千多萬斤。軍糧的采運，基本上按照這個標準進行。

在采買方面，左宗棠開辟了五個糧源： 一是河西地區。1875年采購到三千六百多萬斤糧食。二是口北地區。由于河西地區糧少價貴、運費高昂，左宗棠經過調查研究，發現寧夏、歸化(今呼和浩特市)和包頭以西盛產糧食，經外蒙邊有一條近路直達巴里坤，用駱駝運送，每百斤糧只要八兩銀子，比從河西采運便宜一半左右。左宗棠就在歸化設了采運總局，在包頭和寧夏設了分局。從1875年夏到1876年夏，共從此區采購到七百多萬斤糧食。三是北疆地區。從古城(今新疆奇臺)到濟木薩，產糧雖然不多，還可以買到一點。為了防止采糧過多，左宗棠采取事先調查、確定購量的方法，共買到三百多萬斤糧食。四是俄商之糧。1875年夏天，俄國商人索斯諾夫斯基到蘭州拜訪左宗棠時，主動提出從俄邊齋桑湖一帶為清軍采運五百萬斤糧食到古城，每百斤收費七兩五錢，條件是允許俄商來西北做生意。左宗棠一合計，覺得很劃算，答應新疆收復后再行通商。雙方當即簽訂了合同。其實，這個所謂的商人原是沙俄軍官所扮，賣糧的目的是為了左右清軍行動，左宗棠雖未識破其陰謀，但也沒有依賴俄糧。由于戰爭迅速勝利，索斯諾夫斯基的罪惡目的沒有得逞。五是屯墾之糧。張曜所部于1875年開荒近兩萬畝，1876年收獲了一百五十多萬斤糧食，也解決了一點問題。

在運輸方面，左宗棠采取了多種辦法。俄糧包給俄商運送，口北糧食包給駱駝商隊用直達方式運送，這兩路的運輸，費力不大。最困難、最復雜的是河西一線，不僅要運輸幾千萬斤糧食，還要運輸大批的武器、彈藥、軍裝、被服等軍用物質。從涼州經甘州(今甘肅張掖)、肅州、安西、哈密、巴里坤到古城，全長三千五百四十里。沿途人煙稀少，道路年久失修。尤其是從安西到哈密的一千多里，茫茫戈壁，砂礫縱橫，除馬蓮井有點水外，沒有臺站，沒有水草。從哈密到巴里坤，中隔天山，山高路險，大車難以翻越。由于多年戰亂，牲口、民夫和車輛嚴重缺乏，購雇兩窮。左宗棠從實際出發，規定玉門關內主要采用車運，玉門關外主要采用駝運; 在發揮官運(輜重部隊)作用的同時，主要雇清民夫運輸，關內百斤百里給銀四錢，關外加價一錢; 具體方式是 “節節短運”，分程包干，各運一段，層遞銜接，流水而進; 此外，還讓軍隊裹糧出關。凡出關部隊，除隨身背帶和車、駝裝運一批糧食之外，走一大站后，再騰出車、駝回頭再運一批，如此往復而前。

在左宗棠的調度下，從1874年10月到1876年5月，用了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才將大批作戰物質運達新疆前敵，并在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地庫存了兩千多萬斤糧食。至此，以糧運為中心的各項后勤準備工作基本就緒了。

先北后南 緩進急戰

1876年春，左宗棠奏調擅長辦理后勤的劉典抵達蘭州，負責陜、甘和新疆的后路事宜; 同時，委托 “英銳果敏、才氣無雙”、是年只有三十三歲的劉錦棠總理行營營務，負責指揮前敵諸軍作戰。4月7日，他自己從蘭州移大營于肅州，居中坐鎮，統籌調度。

依據新疆的敵情和地理條件，左宗棠計劃以殲滅阿古柏入侵勢力為第一期作戰任務，戰略部署是“先北路而后南路”^①。4月26日，劉錦棠在肅州正式受命出關時，左宗棠又授以 “先遲后速、緩進急戰”的八字方針，告誡他務必做到 “前途有糧可因，后路有糧為繼，乃為穩著”^②。

按照先北后南的戰略部署，清軍出關后，第一個戰役是攻占北疆，收復烏魯木齊至瑪納斯一帶，扼全疆總要之處，為南進準備后方基地。

這時，阿古柏的主力都在吐魯番地區，北疆是由投降阿古柏的白彥虎、馬人得、馬明各部防守的，總兵力約有兩萬人，主力六千余人部署在烏魯木齊東北的古牧地(今米泉)。

左宗棠確定： 由劉錦棠和金順兩部六十四營、三萬多人馬擔負作戰任務; 劉錦棠到濟木薩與金順會師后，首先攻占古牧地，撤烏魯木齊屏障，“成搗穴犁巢之舉”; 再攻占烏魯木齊滿、漢各城，如果阿古柏從南路率軍來援，“當有數大惡戰”，劉、金兩部應合力猛打數仗，殲滅阿軍援兵，為下兵南路大張聲威; 此后分兵兩路： 金順率部西攻昌吉、呼圖壁和瑪納斯南北二城，劉錦棠率部在烏魯木齊地區清剿殘匪，準備對付阿軍可能的反撲。戰役發起的時機，左宗棠和劉錦棠反復商酌，最后定在秋初，因為屆時 “新谷遍野，有糧可因”。

1876年8月上旬，北疆戰役打響。在劉錦棠的機動指揮下，迅速攻取了古牧地和烏魯木齊，金順部西攻時，不戰而下昌吉、呼圖壁和瑪納斯北城，歷時僅十多天。白彥虎、馬人得率殘部南逃。阿軍五千騎兵來援，剛到達坂城，聞敗而止。這些進展，比左宗棠預計的順利得多。

左宗棠聞訊，高興異常，立即著手部署天山戰役，準備分兵攻取天山地區的達坂城、吐魯番和托克遜，打開進軍南疆的門戶。計劃一上奏，清政府也很滿意，諭令他趕緊和劉錦棠 “約定師期”。不料，金順 “攻堅無善策”，瑪納斯南城久攻不克，直到劉錦棠派去十一營老湘軍增援，到11月6日才攻克。這時大雪已經封山，無法南進了。

清軍攻占烏魯木齊后，阿古柏非常恐慌，一面請英國主子出面調解，企圖通過外交途徑制止清軍南進; 一面趕赴托克遜部署防御，企圖以吐魯番、達坂城、托克遜三城互為犄角，堅固設防，阻止清軍南進。后見清軍沒有動靜，又重新部署： 以南逃的白彥虎、馬人得殘部配合艾克木汗步騎八千五百、民團一萬防守吐魯番; 以其大總管愛伊德爾呼里率步騎四千四百防守達坂城，并于東西天山隘口之間筑成一座新城; 令其次子海古拉率步騎六千防守托克遜，總兵力約有三萬多人，其中作戰主力兩萬余人，并配備了大量的后膛槍、炮。阿古柏自己則退居喀喇沙爾(今焉耆)，作遙控指揮。

為了保護阿古柏這條走狗，英國公使威妥瑪以代表阿古柏“乞降”為詞，發動外交攻勢，要求清政府停止進軍，準許阿古柏為 “屬國”，“免去朝貢”。清政府轉詢左宗棠，左宗棠斷然拒絕，指出英國的陰謀是讓阿古柏長期侵占我南疆地區。同時，左宗棠函告劉錦棠，大軍南進時，如果阿古柏派代表真意求降，可押解肅州大營，如果意圖緩兵，即將來使遣回。

左宗棠認為，天山戰役不同于北疆戰役，清軍將同阿古柏的主力交戰，需要認真對付。為此，他計劃： 集中劉錦棠、張曜、徐占彪三支部隊作戰。同時給劉錦棠增調了騎兵、炮隊各三營，給張曜增調了騎兵、炮隊各一營(共計十六營)，給徐占彪增調了騎兵一營(共計六營)，合計三部兵力為五十三營、兩萬多人。依據敵情和劉、張、徐三軍的分布，兵分三路，同時進擊： 以劉錦棠為北路，從烏魯木齊出發，由北而南，攻打達坂城，如果得手快，則分兵配合張、徐兩軍夾攻吐魯番; 以張曜為東路，從哈密出發，由東而西，以徐占彪為東北路，從巴里坤出發，由東北而西南，出木壘河，越天山南下，與張曜在鹽池會師后，合兵西攻吐魯番，如果進展快，則西進配合劉錦棠夾攻達坂城;兩城攻克后，三軍合攻托克遜。戰役發起的時機定于來年春融，具體師期，由劉錦棠與張曜、徐占彪約定，分期出發，定期攻敵。

瑪納斯一戰，再次證明金順 “粥粥無能”，難以獨擋一面，恰逢清政府任命金順為伊犁將軍，左宗棠便將金部三十九營裁并為二十營，擔負瑪納斯以西到精河一帶的防務; 奏調駐包頭的金運昌部十營皖軍西行，接劉錦棠之防，駐守烏魯木齊地區; 調徐萬福三營、范銘一營接徐占彪之防，駐守巴里坤、古城地區，哈密防務則由劉風清部兩營豫軍和原哈密四營防軍負責。

為了保證糧食供應，左宗棠令古城糧局采運九百萬斤糧食到烏魯木齊，加上清軍在烏魯木齊地區收割和采購的秋糧，為劉錦棠一軍備足了四個月口糧。并令巴里坤糧局就地采購兩百萬斤糧食，加上從口北運來之糧，合成六百萬斤，供徐軍與接防之軍食用; 又令肅州糧局、采運六百萬斤新糧到哈密，滿足張軍之需。同時還趕運了一批軍裝、被服和新買的后膛槍、炮到達前敵。

南進之前，左宗棠向各部反復叮囑： “大軍規復舊疆，是吊伐之師，與尋常討賊有異”^①，必須嚴禁殺掠奸淫，嚴禁騷擾百姓，要寬待阿軍俘虜，爭取南疆人民的支持和配合。

按照左宗棠的部署，天山戰役從1877年4月中旬開始，前后不到半個月就勝利地結束了。劉錦棠一路攻打達坂城，僅用了四天就全殲守敵，無一漏網，還生擒了愛伊德爾呼里，打了一個漂亮的殲滅戰。接著，劉錦棠分兵一部，與張、徐兩軍同日抵達吐魯番城下。這時，艾克木汗、白彥虎已經南逃，馬人得稍作抵抗后，率部投降。劉錦棠自率一部直搗托克遜，海古拉接戰不利，慌忙燒毀存糧和火藥，倉皇逃往喀喇沙爾。總計這一戰役殲敵兩萬余人，救出百姓兩萬余人。劉錦棠對俘虜全部寬大釋放，對百姓作了妥當的安置。愛伊德爾呼里主動寫了勸降信給阿古柏。左宗棠的戰役計劃順利地實現了。至此，南疆八城，門戶洞開。

天山戰役結束后，被左宗棠譽為 “深明緩進急戰之義”的劉錦棠，建議 “暫作小停頓”。左宗棠認為，只作小停頓，糧運準備還來不及。從吐魯番到庫爾勒一千多里，沿途產糧極少，必須采運足夠的糧食才能進軍。吐魯番本是產糧區，可是，存糧已被敵毀，當時青黃不接，新糧還要三個月才能收獲。哈密、巴里坤、古城和烏魯木齊各糧局所儲存糧，短時間內運不出來。需要派人到吐魯番和托克遜設糧局，采運糧草，還需要調運足夠的銀兩隨軍前進，以備在庫車以南隨地買糧之用。因此，左宗棠決定，部隊暫緩進軍，待暑天過去和 “秋糧采運足供”之時，再舉進兵。

清軍的緩進，客觀上促進了阿古柏營壘的分化瓦解。當天山戰役打響之際，阿古柏從喀喇沙爾退到了庫爾勒。庫爾勒是維語“觀望”的意思。阿古柏在 “觀望”城中，觀望到他的主力潰不成軍，觀望到被釋放的俘虜為清軍義務宣傳，觀望到他的部下紛紛投奔清軍，觀望到他的大總管給他的勸降信。1877年5月29日，阿古柏再也觀望不下去了，他歇斯底里大發作，在殘酷毆打他的部屬時，突然中風，不治而死。樹倒猢猻散，阿古柏的死亡，引起了一場內亂的爆發。海古拉攜其父尸逃向喀什噶爾(今新疆喀什)途中，被其長兄伯克胡里所殺。艾克木汗在庫爾勒自稱為汗，進據阿克蘇后被伯克胡里打敗，逃奔沙俄。原來投降阿古柏的尼牙斯在和闐起兵，進圍葉爾羌以策應清軍，原叛國投敵的喀什噶爾漢城守備何步云，乘機反正，率軍占據喀什噶爾漢城。這時，白彥虎獨成一股，偷息于開都河西岸，隨時準備逃竄。敵方的分崩離析，給清軍繼續進兵造成了極為有利的形勢。

左宗棠預計，阿古柏死后，當面之敵，以伯克胡里和白彥虎兩股為大，伯克胡里長于堅守，白彥虎長于流竄。一旦清軍進攻，白彥虎必然迅速逃竄，其竄路有三： 一是西竄庫車、阿克蘇，正為清軍追剿之途，不必別為布置; 二是經羅布泊、吐魯番邊界，東竄敦煌，逃入青海。這一路山澤盤旋，荒僻少糧，可能性不大，三是由西轉北，經伊犁邊界，回竄昌吉、瑪納斯一帶，這一路地勢平衍，道路紛歧，威脅最大，必須預先設防。為此，左宗棠令金順和金運昌兩軍，“遠發偵探，加意預防”，隨時準備截擊白彥虎的回竄。

南疆八城，以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為東四城，夾在天山山脈和塔里木盆地之間，東西一線，延綿三千余里。以喀什噶爾、英吉莎爾(今新疆英吉莎)、葉爾羌、和闐為西四城。由阿克蘇向南，經一千五百多里驛路到達葉爾羌，葉爾羌以東七百多里是和闐，往西約三百里是英吉莎爾，再往西二百多里是喀什噶爾。八城中，以阿克蘇的地理位置最為重要。

根據這種敵情和地勢，左宗棠安排南疆戰役分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個階段攻占東四城，控制阿克蘇; 第二個階段攻取西四城，收復整個南疆。為了使戰役順利進展，左宗棠組成了三個梯隊： 以劉錦棠部三十一營為 “主戰”之軍，組成一線兵團，首先出發攻敵; 以張曜部十六營為 “且戰且防”之軍，組成二線兵團，稍后出發，接防已克之城，清剿殘敵，防敵回竄; 徐占彪一軍在天山戰役中曾勒索敵財，破壞軍紀，左宗棠覺得徐占彪“不明事理，不受教益”，便將其撤回巴里坤、古城一帶駐防。另調易開俊部七營安運軍為 “防軍”，組成三線兵團，在張曜之后出發，填防阿克蘇以東各城。戰役發起的具體時間，授權劉錦棠決定。

1877年9月下旬，清軍糧運準備完畢，先遣部隊控制了托克遜至曲惠一線。劉錦棠不失時機地發起了南疆戰役。由于白彥虎一觸即逃，劉錦棠機動靈活，斷然率精銳步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月馳驅三千里，在維族人民的支持和協助下，一舉收復了東四城。

在此之際，英國又向清政府交涉，要求清政府準許伯克胡里在西四城 “立國”，作為屬國，每年入貢。駐英公使郭嵩燾和李鴻章一唱一和，鼓動清政府批準這一侵略要求。清政府將情況通報左宗棠，左宗棠怒不可遏，立即上奏痛斥了李鴻章之流的賣國主張和英國的無理要求，同時命令劉錦棠一意進軍，如遇外國人交涉，請其到肅州大營說話。

1877年12月初，劉錦棠得知尼牙斯和何步云反正的消息之后，不待張曜一軍到達阿克蘇接防，便分兵三路，于年底收復了西四城。除伯克胡里和白彥虎各率一部、分道投奔沙俄而漏網之外，余敵全部被殲。阿古柏侵略勢力終于被消滅了，淪陷十多年的天山南北終于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勝利捷報傳到肅州大營時，左宗棠高興萬分，情不自禁地贊揚說： “大軍西征，如飛如翰”，“功成迅速，則實古今罕見之事”。^①

所以功成迅速，當然和左宗崇的正確指導分不開。尤其是他制定的先北后南、緩進急戰的戰略方針，收到了克敵制勝的效果。

先北后南，正確地選擇了戰略打擊方向。從敵情看，阿古柏比沙俄弱，北路白彥虎、馬人得等部又比南路阿古柏嫡系弱，先打北路，做到了先揀弱的打。從地理看，清軍控制著哈密和巴里坤、古城、濟木薩一帶，具備先打北路的后方基地，烏魯木齊是全疆的總要之地，可以制約南路。先打北路，既可以使清軍依托后方，穩步進展，又可以割斷阿古柏與沙俄的聯系，制止沙俄東侵，形成對南路阿軍的東、北兩面逼攻之勢。

緩進急戰，正確地解決了新疆特殊條件下作戰的基本問題。緩進的實質是糧運問題，新疆缺糧，軍糧靠從外地采運。依靠當時的運輸條件，要把幾千萬斤糧食和其它作戰物質從幾千里、上萬里之外運到新疆前線，沒有足夠的時間不行。部隊進軍快了，糧運跟不上，仗打久了，糧運更困難，這就是用兵新疆的特殊所在。“緩進急戰”四字，有效地解決了這個矛盾，真正把糧運放到了戰略首位。左宗棠本人對此也極為看重，他曾指出： 收復新疆之戰，“決機致勝，全在緩進急戰四字。”^①這個看法，頗有道理。

此外，左宗棠對歷次戰役的部署也是正確的。戰爭期間，他一直坐鎮于肅州大營，離作戰前線遠達數千里之遙。但是，由于他對敵情、我情和新疆的地理都有充分的調查研究，因而，能夠通過當時軍臺、營塘傳遞文報的通信聯絡，實施了符合實際的戰役指揮。真可謂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表現了算勝先于戰勝的指揮特點。

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俄國談判收復伊犁問題。次年8月，崇厚同沙俄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交收伊犁條約》，僅收回了伊犁一座孤城。左宗棠堅決反對這一賣國條約，堅決主張“先之以議論，決之以戰陣”。在一場著名的 “和、戰之爭”中，他成為主戰派的旗幟。1880年4月，左宗棠作出了三路出兵、收復伊犁的戰役部署。5月底，他以六十九歲高齡，出玉門關，移大營于哈密，決心與沙俄決一死戰。在左宗棠的積極奮戰之下，色厲內荏的沙俄被迫將已吞并的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領土歸還我國。

此后，左宗棠為國計民生，特別是為抗擊法國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885年8月，他病逝于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的住所。

注釋

①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十九。①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四十六,《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四十三,《金軍未能迅速出關折》。② 《勘定新疆記》,卷二。① 《左文囊公書牘節要》,卷十六。② 《左文囊公家書》,《與孝寬》,東亞書局印。① 《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六。① 《左文襄公全集·批札》七。① 《左文襄公家書》,上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