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祚命—帝王的承襲·漢代的太子預立制

西漢的政權體制沿襲秦代而有所發展。漢高祖以平民為帝，不懂朝儀之禮，后來，曾為秦博士的叔孫通為之定朝儀大禮，“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續漢志》卷五)。漢高祖高高在上，威風凜凜，十分得意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叔孫通傳》)

西漢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說，更把皇權進一步神秘化。他把天和人看作是同類，天有日月，人有兩眼，天每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人則有三百六十五骨，等等。根據天人感應說，天是有意志的，是至高無上充滿精神威懾力量的神，而皇帝則是天派到人間代天對地上實行統治的。所謂“天生民……為之立君以善之，此天意也。”正因為如此才稱天子。《漢書·鮑宣傳》說：‘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班固在《白虎通》中也說：“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皇帝對臣民的統治被說成是“天意”，是“天意之所予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因此，順從皇帝的統治，也就是順應了天意。皇帝也要從天命以行事，所謂“王者承天意以事。”董仲舒特別提出以災異作為天意的表現，以災異來制約皇帝的行為。例如，風調雨順之年是皇帝順應天意的表征，災異劇變則是皇帝行事有悖天意的警告。因此遇有災異皇帝要避正殿、減服，朝會不奏樂，甚至下罪己詔，傾聽百官意見，在政策措施上也要采取一些寬刑減賦之舉。這從漢時起，直到明清成為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是從天人感應之說派生而來的，也是皇帝制度的重要內容。這種制度在實踐中起著兩個作用：一是災異之年，人民生活困苦，或惶惶不安之時，可以借此緩和矛盾，安定人心。二是通過所謂的上天示警也可以規勸皇帝多行善政。

這樣，通過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實際上就使皇權與神權進一步聯系在一起。

皇權繼承

皇權的繼承，則是立太子。

我們前面講過，在秦代尚無預立太子的制度。《史記》載秦始皇臨危賜其長子書，謂“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可見扶蘇在秦始皇生時，只為公子而不是太子。漢初一些大臣認為，秦代未建立預立儲君的太子制度乃是秦亡的原因之一。漢高祖二年正式預立太子。后又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大臣爭之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于是只好作罷，后太子劉盈登上皇位。

漢文帝即位后數月，群臣奏請預立太子，文帝不納，有司遂謂：“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文帝迫于群臣爭論，也立了太子。

漢景帝未立太子之先，其弟梁孝王每次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帝與梁王侍太后飲時曾說：“千秋萬歲后傳于王。”太后與王皆心內喜。后景帝立栗太子，又廢為臨江王。太后遂以梁王為嗣，梁王亦求為嗣。為此景帝乃召爰盎諸大臣議事。爰盎等說：“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又說：“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竇嬰更爭辯說：“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漢書》卷五一，《竇嬰傳》)于是景帝立膠東王劉徹為太子，這就是后來的漢武帝。

預立太子制始于西漢初年。預立太子是國家大事。太子既然是皇位繼承者，國之儲君，故冊立太子有很莊嚴而隆重的典禮。《續漢書·禮儀》說：立太子儀，皇帝臨殿，百官大會;(謁者引太子進殿，司空宣策，中常侍授璽綬;太子謝恩;)三公稱賀。朝皇后，謁太廟;大赦天下，典禮告成。太子在預建后發現才德不濟，可以廢黜。如果皇后失寵，太子也要受到株連。如果太子年幼，皇太后也可以攝政。在漢代，如果皇帝無道，危及國家，造成統治者內部矛盾的尖銳化，也可以廢黜。例如，昭帝死后，其侄劉賢稱帝。劉賢放任不軌，上下交怨。于是掌握實權的大將軍霍光和車騎將軍張安世等召開朝議，議決廢帝，然后報太后，立宣帝。這次行動對西漢的中興起了積極作用。在封建時代，地主階級和它的領袖之間的關系是：符合地主階級的利益與需要的則存，不符合地主階級的利益與需要的則廢，甚至不惜毒殺刺殺。自秦代以來皇帝制度的確立與不斷發展，反映了地主階級的需要，體現了當時的政治、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為了造成一代明君，漢代進一步確立了對太子的教育制度。

對太子的教育制度

皇太子有師傅，有官屬，太子宮曰“東宮”。漢初，叔孫通為太子傅，張良為少傅。二傅秩皆為二千石。太子于二傅執弟子禮。少傅稱臣，太傅不稱臣。提高傅的地位是為了提高和鞏固太子的地位。對太子教育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學，其中蘊藏著豐富的統治經驗。東宮屬官有太子門大夫五人、庶子五人、洗馬十六人及舍人若干，另置詹事以領東宮事務。

太子既然是國之儲君和未來的至尊，所以一旦典禮立定，當然不能輕易廢之。所謂“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于天下，不可移也”。但是，由于皇帝的母親皇太后也是至尊，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她可以左右朝政，貶誅大臣，甚至改換朝綱，在皇帝死而無嗣或繼位者年齡很小的時候，更是如此。蔡邕在《獨斷》中說： “秦漢以來，少帝即位，后代而攝政稱皇太后。……后攝政則后臨前殿朝群臣，后東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可見其權威極大。再加上皇室內外爭奪皇位者歷來就不乏其人，這些人決不會因為立了太子而善罷干休。所以，預立太子制度的確立，并沒有起到對于穩定封建國家政局一勞永逸的作用。實際上，在封建統治者內部，為爭奪皇位繼承權的斗爭歷朝歷代都是非常劇烈而又殘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