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意難求

阮籍與嵇康，同屬魏晉時代的“竹林七賢”，也是七賢中最有聲望的，然而，嵇康因傲世而被殺，阮籍卻因為他“口不論人過”而得以保全性命于亂世。他的八十二首《詠懷詩》充滿了對當時黑暗政治的諷刺，然而迫于當時的形勢，他采取了一種隱晦曲折的表達方式，詩中大量運用比興、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使得詩意非常難懂而艱澀。與他時代相隔不遠的顏延之在給《詠懷詩》作注時，就已經不敢“言其志”了。對于千百年之后的讀者，此中的真意豈不更難尋求?

據《晉書·阮籍傳》載：“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交，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阮籍對當時統治者所宣揚的虛偽的禮教是非常反對的。他曾說：“禮豈為我輩設也!”鄰家有個頗有姿色的女子，當壚賣酒，頗有卓文君之風，阮籍常常去那喝酒，一喝就醉，醉了便臥于女子身側，久而久之，那女子的丈夫也不以為意了。兵家有個既有才又很美麗的姑娘，沒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認識她的父兄，卻跑到那大哭了一場。據說阮籍還慣用青白眼，白眼用來對待那些禮俗之輩，而青眼則用來接待如他這樣不為禮法所羈的人。然而生于魏晉之交的亂世，為了保全性命，他學會了一套“口不臧否人物”的本領，從來不直接鮮明地表示他的不滿，而是以“言皆玄遠”的方式讓別人抓不到把柄。有時，他還不得不以酒來作為對付這個黑暗社會的“擋箭牌”。司馬昭為了收買人心，打算與他結親，想求阮籍的女兒作兒媳，阮籍不想理會又不便明白拒絕，于是便一醉三月，把求親的事拖了個不了了之。

阮籍常常駕車出游，不循大路，而是讓車任意地馳騁，直至最后山窮水盡再也無路可走的時候，他就慟哭一番而返。這就是“阮籍途窮”的故事。他感時傷亂，心中有無限的苦悶，然而為了不致招來殺身之禍，他只好借助于這種隱晦曲折的筆調，把他的真意深藏于文字中。所以《文選》的編者李善在論《詠懷詩》時說：“籍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從這里，我們不難理解阮籍詩的真意之所以難求的原因。

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文學的繁榮與興盛需要一個寬松的政治氛圍，在一個危機四伏常有性命之憂的環境中，作家手中的那支筆是沒法寫出他的真意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