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荊楚吟·武漢之旅·宋玉故宅·風流儒雅悵望千秋

宋玉是楚國繼屈原之后的著名辭賦作家。后人因宋玉創作上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常將他與屈原并稱，如杜甫《戲為六絕句》云：“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可就是這樣一位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其生平和創作的整個情況，至今仍然是一個謎。甚至于傳說的宋玉宅，在湖北竟有四處之多。

四處宋玉宅

傳說的宋玉宅有四處。一處在湖北宜城。晉代習鑿齒《襄陽耆舊傳》云：“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另一處在湖北秭歸縣城對面長江南岸。陸游《入蜀記》記載：“宋玉宅，在秭歸縣之東，今為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清代詩人徐志鼎《宋玉宅》詩曰：“西陵峭壁鎖歸洲，剩有墻東水上樓。地愛高塘思作賦，山連巫峽慣悲秋。”“水上樓”就是指宋玉宅。他寫的宋玉宅，顯然與陸游所記相一致。還有一處在今湖北省鐘祥縣郢中鎮蘭臺東側。相傳宋玉是“郊郢”人，那么這處勝跡也就有點根據。鐘祥宋玉宅，漢、唐以后歷代以為郢學宮、郡學宮、府學宮，遺址在今鐘祥縣實驗小學校園內。今宅旁有口古井，名“宋玉井”。清流涓捐，泉味甘冽。1984年縣政府撥專款新修了六角形的“宋玉井亭”。

第四處在湖北江陵縣城北3里宋家灣西南。杜甫在《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中寫道：“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詩人因崇敬宋玉而多次想到荊州來瞻仰宋玉的故居。在《詠懷古跡五首》之二中，杜甫又寫道：“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這里還是說宋玉宅在荊州。南朝侯景之亂時，著名文學家庾信到江陵歸附梁元帝，特意將宋玉宅作為他的住地。唐代詩人李商隱的《宋玉》詩寫道：“何事荊臺百萬家，惟教宋玉擅才華。楚辭已不饒唐勒，《風賦》何曾讓景差。落日渚宮供觀閣，開年云夢送煙花。可憐庾信尋荒徑，猶得三朝托后車。”詩中將宋玉與庾信連在一起，就是因為庾信在宋玉故宅住過的緣故。所以，此處宋玉宅又名“庾信宅”。江陵宋玉宅，今存邊長20米、高1.5米的正方形臺基。

宋玉及其作品之謎

宋玉是何處人?生于何年?死于哪載?這些均已不得而知。關于他的事跡，《韓詩外傳》、《新序》等書有一些零星的記載，但都太簡單，且彼此互相抵牾。司馬遷在《屈原列傳》末尾附有這么幾句：“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但這還是太粗略。參照宋玉的作品，大體可知，他生于屈原之后，出身寒微，仕途上頗不得志。

郭沫若在歷史劇《屈原》中把宋玉寫成是屈原的學生，是一個沒有骨氣、賣身投靠的無恥文人，這恐怕是冤枉了宋玉。

宋玉的作品，最早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有賦十六篇，篇目已不可考。現在相傳為他所作的只存有十四篇，那就是王逸的《楚辭章句》所載兩篇：《九辯》、《招魂》;蕭統的《文選》所載五篇：《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章樵《古文苑》所載六篇：《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嚴可均的《全上古文》所載的《高唐對》。

《文選》和《古文苑》列為宋玉所作的《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這十篇賦，游國恩、陸侃如等著名學者都疑其是偽托。理由之一是：從賦的發展歷史看，最早的是荀卿的賦，這種賦句式與《詩經》差不多，是詩經式的賦。晚些的賦以賈誼為代表，這種賦是從《楚辭》變化而來的，可稱之為楚辭式。司馬相如一類賦家所寫的散文式的賦，要更晚一些。相傳為宋玉的這十篇賦是與司馬相如一樣的散文式;而時代較早的宋玉用最晚的形式寫賦，是不可能的。理由之二是：這些賦中說及楚襄王時，必加“楚”字，如《神女賦》中的“楚襄王與宋玉游于云夢之浦”，《諷賦》中的“楚襄王時宋玉休歸”，按慣例，本國人稱本國國君，決不在謚號上加本國國名。由此可知這十篇賦決非楚國宋玉所作。理由之三：這幾篇賦中大都敘宋玉與楚襄王的談話，但都以第三人稱記敘，也說明不是宋玉所作。陸侃如還指出，《高唐對》就是《高唐賦》的首段，不過多了一段神女自述的話。《對楚王問》大約是秦末漢初時人作的，后人因它記著宋玉的談話，故誤認為是宋玉之作。《招魂》應是屈原所作，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

剩下一篇《九辯》，也有人提出懷疑，但從東漢王逸以來，多數意見肯定其為宋玉作品。

《九辯》悲秋

《九辯》的篇名，原是古代的樂曲名，作者借為詩歌之題。各章原無題名，舊本連寫，或分或合，至朱熹作《楚辭集注》，才按文義將它分為九章。但這與篇題《九辯》之“九”，并無必然聯系，只是巧合。

《九辯》是一首長篇抒情詩，共二百五十五句。它的基本思想是表達“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的感慨。這種感慨，頗能引起封建社會中一些失意文人的共鳴。詩中也流露了詩人追繼屈原的忠君愛國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社會的黑暗。例如詩中寫道：“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世雷同而炫耀兮，何毀譽之昧昧。”面對這種小人得勢、賢人卻受到排擠的是非顛倒的現實，詩人明確表白了自己的心志：“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自然，宋玉的抗爭精神是遠不及屈原的。

盡管《九辯》多有模仿《離騷》之處，而且襲用屈原作品中的詞句，但在藝術上仍有其獨創性。它善于借景抒情，融情于景，創立了借景抒情的典范，比傳統的取譬引類、托事于物進了一大步，像詩的起首幾句：

《風流儒雅·悵望千秋》古詩句出處：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詩人成功地將秋天草木蕭疏、天高水清的特定景色氛圍，與人的孤寂、感傷、郁悶等情緒融匯在一起，構成了一種悲涼的藝術境界。

總之，《九辯》描摹細致，情景交融，氣氛濃烈，意境深遠。詩中悲秋感懷的主題和借景抒情的手法，對后代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