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人小說的局限

品評人物的風氣，漢代末年就有了。文士們的“聲名成毀，決于片言”。魏晉以來，更加以標榜語言為時尚，只是談吐已流于清虛，舉止則故為疏放。這種清談的風尚表現在文學上就是出現了裴啟的《語林》，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及后來模仿《世說新語》的一大批志人記言的小說。

《世說新語》所記的都是上層人物(主要是士大夫)的言行，起于漢代，止于東晉。雖然記載得很簡略，但常有傳神之筆，生動地描繪出人物性格的某一側面或某種情感，具有小說的初步特征。

如《言語》篇中記載，桓溫北征，經過金城時，看見他從前在瑯邪時種的柳樹都已經長到十圍粗了，不禁慨嘆道：“樹已經長得這么粗了，何況人呢?”手執枝條，眼淚潸然而下。桓溫是個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但通過這樣的描寫生動地揭示出他思想性格的另一面：對時光流逝、人生短促的深深感慨。由此可見，《世說新語》的作者已能夠運用簡練的言行來表達人物復雜的感情。但這部作品內容也不過就是士大夫們傅粉燕香，揮塵清談、飲酒服食。魏晉之時軍閥混戰，東晉更是偏安一隅，值此亂世，作者津津樂道于文人雅士的曠達風度、玄談清議，雖是人們為了避禍而競相以清談為時尚的結果，但也造成了作品內容上的局限性。

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魏晉時期是小說的形成階段。《世說新語》這類志人小說比志怪小說無疑是進了一大步。不管是記述舊聞，或者記述近事，雖然只是一些片斷，卻脫離了志怪小說的牢籠，把小說視角由虛無飄渺的鬼魅世界拉到了現實世界。志人小說的悲劇在于雖然脫離了志怪的牢籠，卻又落入了專寫逸事的狹小天地。

當我國古代小說從鬼神迷信、虛無飄眇的幻境中回到現實生活時，也就是從神話、志怪發展到志人記言的階段時，這種最貼近生活，最能反映現實的文體卻被帶入了蝸牛廬，不能植根現實生活，吸收營養，而只記些士大夫們的奇言怪行。本來晚起的中國小說在幼年時代便又遇到了營養不良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