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皇帝到公民

——末代皇帝溥儀的一生

作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愛新覺羅·溥儀3歲登基，7歲退位，1924年被趕出紫禁城。日軍占領東北后，他成為了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歷經半生波折，最終成為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溥儀以極其特殊的身份經歷了清朝、中華民國、新中國三個不同時代，一生大起大落，堪稱一部活生生的中國近現代史。

紫禁城里的另類皇帝

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病榻上的慈禧太后選定3歲的溥儀為儲君——這個孩子字浩然，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四（1906年2月7日）生于醇親王府。他的父親載灃是道光帝的孫子、光緒帝的胞弟，由于光緒帝無后，才選擇了他做繼承人。不久，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相繼病逝，溥儀即位，次年改元宣統，這個3歲的孩子就成了宣統皇帝。由于新帝年幼，真正掌權的是隆裕太后和攝政王載灃。

據溥儀自己回憶，舊歷十月初九的“登極大典”，被他哭得大殺風景。小皇帝坐在龍椅上哭得撕心裂肺，一個勁地要回家，把在龍椅旁照料他的父親載灃急得滿頭大汗，小聲哄著：“別哭，別哭，馬上就完了！”聽到這些話的文武百官大驚失色：“怎么能說‘馬上就完了’呢？這是兇兆啊！”

果然，一語成讖，不出三年，在溥儀仍然懵懂無知的時候，清朝就真的“完了”。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發，全國各地起義風起云涌，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凱的逼迫下，隆裕太后代溥儀頒布了《退位詔書》，條件是溥儀仍舊保留“皇帝”的名號，居住在紫禁城中。幾十年后，溥儀略帶苦澀地回憶起這一幕時說：“我呢，則作為大總統的鄰居，根據清室優待條件開始了小朝廷的生活。”

雖然是遜帝，但溥儀畢竟還小，沒有什么心理壓力，皇宮對他來說只是一座大房子，任他撒歡兒跑。在這塊小天地里，溥儀一直住到中華民國十三年（1924）被馮玉祥驅逐的時候，度過了“人世間最荒謬的少年時代”：當人類進入20世紀，中華號稱民國的時候，他“仍然過著原封未動的帝王生活，呼吸著19世紀遺下的灰塵”。

溥儀的“帝王生活”雖然微型，但仍然排場不小。在他的記憶里，桌子、椅子、轎子、衣服里子……一切都是自己獨家占有的黃色；即使是去趟頤和園，也有幾十輛汽車尾隨，還有民國的警察沿途警戒；吃飯時，也還是按原樣，由幾十名太監抬著大小七張膳桌，浩浩蕩蕩地從御膳房綿延到養心殿。這些排場都給逐漸長大的溥儀以很強的心理暗示：他是最尊貴的、統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當然，年幼的溥儀仍然是淘氣的。16歲那年，堂兄溥佳送給他一輛自行車。正值貪玩年齡的溥儀，在眾多太監的保駕護航下，幾天工夫就學會了騎車。本來宮中為了安全需要，有一道門就有一道檻，而溥儀為了騎車方便，一聲令下將宮門的門檻全部鋸掉。并且溥儀不僅自己騎，還讓皇后婉容、自己的妹妹們以及伴讀們都來陪他騎車，甚至連端康太妃也趕時髦地開始騎一輛改裝的小三輪車，“圍著永和宮院內的大銅缸兜圈子”。可以說，在溥儀的倡導下，騎自行車成為當時宮中的“時尚運動”。

重回“御座”的痛苦

到了1924年9月，軍閥張作霖集結15萬人，分兩路向山海關、承德等地發起進攻。曹錕任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調集20萬人迎戰。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10月，吳佩孚正要向張作霖發起總攻，不料系屬吳部的馮玉祥突然倒戈回師北京，一舉推翻了直系軍閥政府。11月14日，堅決反對帝制的馮玉祥派兵逼溥儀離宮，歷史上稱之為“逼宮事件”。當天下午，溥儀帶著“皇后”婉容、“妃子”文繡等人離開皇宮，搬進父親載灃的住處。

由于不滿載灃的膽小懦弱以及擔心馮玉祥的加害，溥儀在父親處沒住多久就逃進了日本公使館。當時日本對落難的溥儀表現得十分熱心，不僅慷慨地為他提供舒適的棲身之地，而且還利用日本控制下的《順天時報》，連續發出了表示對“皇室”的無限“同情”、對攝政內閣和國民軍無限“激憤”的消息和評論，令溥儀不由得對日本人心生親近之感。

此時的溥儀面臨三種選擇：做個貧民、“復號還宮”和“借外力謀恢復”。當一班清朝遺老們為此吵來吵去、爭執不休的時候，滿懷著復雜的野心與仇恨的溥儀已經暗自做出決定：一定要借助日本的力量重新做皇帝！

溥儀最初打算先出洋到日本去，再謀劃下一步出路。于是，在日本人的護送之下，溥儀首先到達天津，“為出洋做準備”。不想，由于各方的推托和局勢的不允許，溥儀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

此時的溥儀——一位失勢的舊皇帝，在軍閥林立的亂世，被無數人覬覦、利用著，做了大量情感投資的日本也不例外。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三省。為了能在東北順利地實行殖民統治，日本借口幫助溥儀在東三省“復辟”將他從天津騙來。大喜過望的溥儀不及深思，迅速同意了日本關東軍的建議——執掌“滿洲國”的大權。

1932年3月，“滿洲國”建國，溥儀任“滿洲國”執政，年號“大同”。1934年，改國號為“滿洲帝國”，溥儀改稱皇帝。滿心歡喜的溥儀幻想著利用這個機會，自己就能重登大寶，可惜不久后，他就發現，“執政”的職權只是寫在紙上的，并不在他手里，甚至連登基成為“滿洲國皇帝”時，都必須穿關東軍指定的“滿洲國陸海空軍大元帥正裝”舉行典禮。

在“滿洲國”的日子里，穿著西服的溥儀幾乎無權過問任何事情，他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幻想破滅，尤其是一向對自己忠心耿耿的興安省省長凌升被日本人斬首“殺雞儆猴”之后，溥儀的恐懼日益加深。此事過去不久，原蒙古王公德王前來看望溥儀，閑談中，德王埋怨說日本人過分跋扈，自己樣樣都不能做主，溥儀不免同病相憐，還安慰了德王一番。不想第二天，關東軍派人來問：“昨天的談話，是不是對日本人表示了不滿？”溥儀嚇得心驚肉跳，只得隨口搪塞過去，此后，他戒心加重，再也不和任何外來人說真心話了。而對于日本人，溥儀則更加小心翼翼，“復辟”的夢破滅了，如何保證自己的安全，不讓日本人“滅口”才是頭等大事。他后來道出了當時的恐懼：“我在狼面前是只任人宰割的羊。”

在生命飽受威脅的日子里，溥儀無事可干，除了吃、睡之外，就是打罵、算卦、吃藥和害怕。隨著日本崩潰的跡象愈加明顯，溥儀面對日本人就更加誠惶誠恐，這也導致他將怒氣轉而發泄到家人和仆人身上，動輒對他們進行打罵。同時，他還終日卜卦算命，吃齋念佛，希望神佛保佑自己。這種不正常的精神狀態，終于毀了溥儀的身體，他只能拼命地打針吃藥，勉強維持精力。

1945年8月9日，蘇聯向日本宣戰，日軍即將潰敗，溥儀等人被要求緊急轉移到日本，卻在途經沈陽機場轉機時，被蘇軍抓捕，隨即被押往蘇聯。

公民的新生活

蘇方對身份特殊的溥儀，提供了待遇優厚的俘虜生活：每天都有豐盛的四餐，在他的單間住房里，溥儀可以散步、聊天、聽有線廣播，甚至還可以彈鋼琴。1946年春夏之交，溥儀作為遠東國際法庭的證人，陳述了日本帝國主義奴役滿洲的計劃和實施過程。

此時的溥儀，心中唯一的期望是永遠不回中國。他深知自己在“執政”偽滿洲國期間簽下的一系列密約，不僅出賣了東北的主權，還進一步推行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中國人絕不會原諒自己。于是在蘇聯的五年間，除卻口頭請求，溥儀還三次寫信給斯大林，要求允許他留在蘇聯，可惜均石沉大海。沮喪的溥儀只能拉攏身邊的蘇聯看守人員，用身上攜帶的價值連城的珍寶賄賂蘇方。然而，溥儀的百般討好并沒有得到最終的避難允許，蘇聯方面最終決定將他遣送回國。

1950年7月31日，根據中蘇兩國有關協議，溥儀被遣送回國。這年8月，溥儀被安排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這一待就是十年。十年里，溥儀漸漸走出了初來時深陷死亡恐懼的崩潰狀態，情緒逐漸緩和，慢慢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疊被、鋪床、擠牙膏、系鞋帶等，年近半百的溥儀自己動手，從頭開始。

1959年12月4日，溥儀接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的特赦令——他出獄了，從此成為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1960年，溥儀走上了工作崗位。他曾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資料專員。在這段時間，工作之余，溥儀開始了自傳——《我的前半生》的創作，他詳細回憶了自己半生的傳奇經歷和思想的巨大轉變，在自傳的最后，溥儀這樣寫道：“這就是我的新的一章。我的新生就是這樣開始的。看看我的家，看看我的選民證，面對著無限廣闊的未來，我永遠不能忘記我的新生是怎樣得到的。”

奇異的帝王婚姻

溥儀作為最后一任帝王，一生有過4次婚姻，娶過5個女人；婉容、文繡、譚玉玲、李玉琴和李淑賢。

溥儀剛選妃時，覺得“每位都有個像紙糊的筒子似的身段……實在也分不出俊丑來”。他最后選定了兩個女子——婉容為“后”，文繡為“妃”。婉容眉目如畫，可惜性格善妒，她猜忌、排擠文繡，引得溥儀不滿，漸受冷落。偽滿洲國時，長期身心苦悶的婉容與人私通并生下一子，溥儀得知后大為惱怒，讓人將新生兒扔進鍋爐燒化。最后，長期吸食鴉片的婉容病弱不堪，神志失常，于1946年病死在長春。

文繡的命運相對而言稍好一些。離開紫禁城后，追求自由的文繡沖破禁錮，歷經艱難，終于與溥儀離婚。只可惜，脫離皇室的文繡無法適應平民生活，日漸窘困，再度嫁人后生活也沒有起色，最終貧病抑郁而死。

譚玉玲是溥儀為懲罰出軌的婉容而娶來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把這個女子“像一只鳥似的養在宮里”。不過，學生出身的譚玉玲性格天真直率，倒也惹得溥儀頗為喜愛，他還曾在其相片后題字“我的最親愛的玉玲”。1942年，譚玉玲暴卒，據稱是傷寒致死，也有說法稱其被關東軍所害。

福貴人李玉琴，是日軍與溥儀相互妥協的產物——溥儀堅決不要日本血統的妻子，只好接受日本人為他挑選的中國妻子。溥儀到蘇聯后，李玉琴回到娘家；后來溥儀在撫順改造時，李玉琴還曾多次探望他。不過，兩人還是于1957年離婚，之后李玉琴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滿的家庭。李淑賢是溥儀特赦之后娶的妻子，也是其最后一任妻子。1962年，兩人結婚，幸福地一起生活了五年。

1967年，溥儀因患腎癌過世，終年62歲，無子。骨灰最終移葬皇家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