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場的吃喝風

明朝官場吃喝風中的第一號名人，當推建國初期的左丞相胡惟庸。他不僅經常拉籠一幫權貴在家中酣飲，而且把十幾只猴子訓練得能打躬作揖，跳舞吹笛，宴客時，就讓它們端茶斟酒，并雅稱為“孫慧郎”。嘉靖時的權相嚴嵩，則更為荒唐離奇，他和其子嚴世蕃，不僅生活奢豪，連尿壺都是金、銀制成，日享珍羞百味。而且每當貪贓受賄滿百萬兩，就大肆請客以示慶祝。嚴嵩垮臺后，從他家抄出的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不下一萬七千余兩。又萬歷初的名相張居正，在大刮吃喝風方面，并不比胡惟庸、嚴嵩遜色。他的父親病逝，奉旨歸葬時，沿途都有特派的廚師伺候，上等佳肴逾百品，還以為無下箸處。飽食思淫樂。他因姬妾眾多，大吃補藥。名將戚繼光投其所好，獻給他不少海狗腎，致使“終以熱發”，“竟以此病亡”。(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1)

權臣如此講究吃喝，下屬官吏竟相仿效。如宣宗宣德三年(1428)，御史嚴皚、方鼎、何杰等，就因沉湎酒色被宣宗命令枷號示眾。嘉靖時，松江郡守袁某不務正業，經常跑到城東的同年家中去痛飲，以至百姓盛傳“東袁載酒西袁醉，摘盡枇杷一樹金”(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18)。

明代官吏及富家巨室的食品，搜盡了四方的佳物：南方的蠣房，北方的熊掌，東海的鰒炙，西域的馬奶，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有的宦官、大吏、搜奇獵珍，所食之物，簡直出乎人們的想象之外。有個宦官吃的米，香滑有膏，異于常品。原來，此米生于鷓鴣尾，每尾只二粒，先將普通米放入尾內，到來年才取出。而南京的宦官秦力強喜食胎衣、附馬都尉趙輝食女人月津等等。

吃喝風的盛行，必然進一步助長送禮、走后門的歪風。萬歷時，南京人周暉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訪客，至內橋，見中城兵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擠滿了道路，以至交通堵塞。他很奇怪，一打聽，才知道原來是中城各大家到乒馬處送節物。京城某侍郎收到遼東都督李如松送的人參，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兒。如此奇珍，該又價值多少!

吃喝風的盛行，還必然會導致政風的腐敗。明代官俸較薄，如自掏腰包，那樣大吃大喝，他們早破產了。再者，成天琢磨吃喝，熏熏然，昏昏然，還有多少精力認真從政?有的封疆大吏，為了討好皇帝，在吃的上面大作文章，更使政風日頹。如弘治時的丘浚，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本來政績不錯，卻也未能免俗，費盡心機地制成一種餅，托宦官獻給孝宗，但制法卻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后大喜，下令尚膳監仿制，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責。對此，連當時的宦官也看不慣，說：“以飲食進上取寵，不是宰相所做的事”。

明朝官場上的吃喝風至明中葉以后，愈演愈烈。固然，這是封建社會腐朽沒落的本質所決定的，但是，明朝的有關政策，互相矛盾，以及無連續性，不能不是未能制止官場吃喝風的重要原因。如朱元璋一方面禁酒，另一方面又在南京先后建起十六座酒樓，在樓上或宴請百官，或招待四方商賈，并用官妓侑酒。而以飲酒而論，整個明代，基本上是實行放任自流的政策。如此，想要剎住官場上的吃喝風，當然是不可能真正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