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士人的空疏愚陋與中國文化的衰落

明、清兩朝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持續穩定時期最長的朝代，以八股科舉為中心的儒家教育對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明、清兩朝的統治者算是達到了“長治久安”的目的，然而這一文化教育帶給中國社會、中國的文化和教育的卻是災難性的惡果。在明朝以前，中華民族的文明文化還不曾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十三世紀來華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他們的旅行記里，對中國經濟文化之發達還贊不絕口;但是，正是從明朝開始，中華民族落伍了。十六世紀末來華的又一個意大利人利瑪竇，在他的著作中已經確認，中國落后于歐洲(值得注意的是，馬可·波羅看到的中國社會，還沒有從蒙古侵略的大破壞，大倒退中恢復過來;而利瑪竇看到的中國社會，已在明朝統治下，“長治久安”了兩百年)。中華民族的落伍，其重要的原因，不能不歸咎于嚴酷的封建專制及其以八股科舉為核心的教育。

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的五百年間，是世界文明由彼此隔絕走向融匯聯系、發生質變性突飛猛進的關鍵時代，而正是在這個關鍵的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卻俯首于專制高壓，埋頭于八股時文，他們的全部眼界和知識不出程朱注疏與對偶聯語，他們的全部生活經歷不出書齋到考場的范圍。清初顧炎武曾痛心疾首地說：八股文所帶來的災難，比秦始皇焚書帶來的災難還重，它所敗壞的人才，比秦始皇在咸陽郊外坑的儒生多得多，豈止是四百六十余人!秦始皇坑儒于咸陽，只消滅了一代知識分子中的極小部分;而八股之害，則從整體上敗壞了五六百年間的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因為在八股科舉為中心的教育實施，知識分子們幾乎已談不上有什么“知識”了。

唐宋時的考試用詩賦論策，還不局限于經書，詩賦策論，雖然是雕蟲小技，但如果不是博覽群書，通知古今，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人還做不出來。而到明、清八股經義規定不得牽涉經典以外的任何書籍，議論中也不得引證史事，聯系現實，以至讀書人所學不出幾部經書。再進一步，由于八股文章限制太多，太嚴，要做好實在太難，它并不雖需要多少知識和見解，只需要練就在那許多條條框框中做游戲的“手藝”，于是“程墨”之類的怪物便成了明清士人學習的主要內容，主宰了士人的頭腦，規定了教育的內容。

所謂“程墨”，產生于八股文定型后不久。明弘治年間(1488—1505)、開始有人選編、批注一些鄉、會試取中的八股考卷，作為范文，供讀書人學習揣摩。這種類乎科舉指南的文章選本，早在北宋就已產生，即蘇軾《議學校貢舉狀》中所說的“策括”、“貼括”、“論括”之類。北宋科舉考試出題范圍還相對較廣、文體也比較自由松動，科場文章的選本對于士子還只能起參考作用，不能取代其他書籍，而八股程墨就不同了。八股文出題僅限于《四書》，注疏僅限于程朱，而文章格式規矩又極嚴格死板，士人讀《四書》并不能兼知八股文體，而八股選本則本身囊括了《四書》的內容，因此，程墨這種博取功名的利器很快就風靡天下，并且又分離出“房稿”、“行卷”、“社稿”等不同支系。叫“程墨”即指科舉考試主考及錄取的士子的文章，“房稿”是十人房進士之作，“行卷”是舉人之作，“社稿”是諸生會試的文章選本。一科考試下來，房稿刻板出版的有數百部，主要出于蘇杭，然后由中原北方的商賈流通到北方。天下之人只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以此作為唯一的學問，讀這種東西的人就是知識分子，而其他書通通廢棄一旁(參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十八房》)教育內容極度地貧乏和空疏。到明代后期，此類八股選本已大有取代《四書》、《五經》之勢(更不必說其它書了)明朝丘濬就說，當時的考上進士的人中竟有名列首榜卻不知道史書的名目，朝代的先后、字書的偏旁部首的查法的。(《大學衍義》卷九)清初文學家宋琬自述其早年在私塾讀書時的一樁見聞：一位老甲榜(進士)“岸然而來”，問宋琬讀何書，琬答“《史記》”;進士問：“何人所作?”琬答：“太史公司馬遷?！边M士問：“太史公是何科進士?”宋琬目瞪口呆，說：“西漢太史，非進士也!”進士略翻《史記》數頁，棄之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昂然而出(王世禎《香祖筆記》)。此等進士之愚陋頑固固然是極例，但八股科舉士人的整體質量的確這是這種類型的。不少八股迷出身的庸劣者取得功名、掌握文柄，又大量錄取庸劣之士，形成惡性循環，甚至有考官終身讀八股選本和朱熹注疏，卻還沒有讀懂。乾隆年間，江南鄉試，考生名冊上登記相貌特征，如微有胡須者就登“微須”。考官胡希呂讀朱注四書中有“微：無也”之說，遂認定“微”只作“無”解，所以，凡登記“微須”的有胡須生員，一律視為冒名頂替者，不準入場。常熟生員沈廷輝有“微須”，見狀忙跑到剃頭鋪去剃去胡須，再入場時，不料友人已代他將“微須”改成“有須”，又遭考官胡希呂怒斥為冒名，將他逐出場外;另一“微須”生員亦被阻，憤而聲辯，胡希呂大怒，斥他不讀朱注，考生笑道：《論語》中有“孔子微服而過宋”，難道是脫得赤條精光過宋國嗎?問得胡希呂張口結舌。

清乾隆年間考試中增加試貼詩，詩題取自經、史、事、集范圍，對舉子文史知識的結構要求自然大大提高，但時至十八世紀后期，中國的環境局勢已遠非唐宋時可比，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已開始叩動中國大門，中國知識分子無論怎樣精熟于傳統文史，也已無法應付這一斬新的世界，何況即使到這個時候，八股文化仍然阻礙著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史的掌握。由于考試中首場八股文仍然重于試帖詩，八股文長期形成的優勢不僅未動搖，試帖詩本身倒受到那種陳腐章句的籠罩而八股化了，因此，士人空疏無識的狀況并未改觀。同治十二年(1873年)，順天鄉試第十九名舉人徐景春在對策中不知儒家“十三經”之一的《公羊傳》為何書，竟將“公羊”二字拆開，考官也未發現，榜發后才被復查人員圈出，輿論嘩然(薛福成《庸庵筆記》)清末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力主廢八股、廢科舉，其重要的理由也是八股科舉導致士人的卑陋無知、敗壞人才。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載清初徐大椿一首《道情》，對八股文人的空疏愚陋作了窮形盡象的刻畫：

“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技。兩句破題，三句承題，搖頭擺尾，便道是圣門高第?？芍廊?、四史是何等樣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里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唏噓!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