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貫》風波

《字貫》是一部按天、地、人、物四大類統字的簡明分類字典，它的作者是王錫候。王錫候是封建時代靠筆耕度日的典型知識分子，江西新昌縣人。二十四歲補上博士弟子，三十八歲中了舉人，以后九次去北京參加會試，全都落了榜。科場絕望后，主要靠編書賣書維持全家人的生活。《字貫》是他花了十七年時間才編輯完成的，他對這部體例新穎、部頭可觀的字典寄于了莫大的希望，自成一家之言不去說，以《字貫》的發行量，就足以換些銀子度過“床頭金盡，瓶中粟罄”的窘境。然而，命運卻偏偏和王錫候作對。《字貫》沒有換來他夢寐以求的名譽和金錢，卻招來了殺身破家的慘禍。他的同族本家王瀧南挾過去的私仇到知縣衙門告發了他。

《字貫》前有王錫候寫的自序，敘明何以編撰該書時，先頌揚了一番《康熙字典》如何如何好，而接下去筆鋒一轉，話就說得不那么得體了：“然而要融會貫通地理解文字卻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現在通用流行的《康熙字典》所收有四萬六千多字，學習的人往往查了這個漏了那個，理解了一個意思，卻忽視了其他意思，(因為它不是分類字典，同義近義的未編在一起)因而往往使學者讀完了字義解說仍然不能完整地理解字義”。這是對《康熙字典》不加掩飾的貶損，而這部字典是康熙皇帝“御制”的，王錫候如此一說，就可以很容易地被引申為有意貶損康熙皇帝。王瀧南就咬住了這一點，告了王錫候“狂妄悖逆”。

新昌知縣發現告發逆書，不敢耽延，立即稟報上峰江西巡撫海成。海成調取《字貫》原書，先命巡撫衙門的幕友們檢查，檢查到該書序言，果如王瀧南所舉告的那樣。但幕友們向海成解釋，王錫候如此說乃屬“狂妄不法”，不能構成“悖逆”。王瀧南在呈狀中說：“愿為圣祖(康熙)抱告”，此話也顯有慢讀不敬之意，亦不便姑容。海成交待將這番意思寫成奏折，并派專人馳送北京，向乾隆帝作了全面的奏報。他建議將王錫候革去舉人，以便審擬，同時將《字貫》一部四十本粘鑒，恭呈御覽。

不料一經“御覽”，乾隆帝便勃然大怒。當他翻閱到該書第十頁時，見“凡例”內“將圣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悉行開列”，即沒有避諱，而是直書其名地寫了康熙、雍正、乾隆各帝的姓名，于是斷定這是大逆不道和從來未有過的事，罪不容誅，應照大逆律問罪。乾隆帝之大怒，主要是針對海成而發的。《字貫》的“悖逆”開卷即見，如此明顯，海成的上折中竟說它“無悖逆之詞。”接著，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海成，罵他“雙眼無珠”，罵他“天良盡昧”、開始無限上綱，又命海成將逆犯王錫候迅速鎖押解京，交刑部嚴審治罪。這樣，王錫候《字貫》案由妄行著書的一般案件一下子升級為欽辦的特大逆案，案犯也由王錫候又牽涉到封疆大員海成。

原來，乾隆執政以來，一直對明未清初流布民間的野史、筆記、書籍等不放心，認為一當時機成熟，這些東西又會培養出新一代敵視滿清王朝的知識分子。因此，他一直在謀求一種釜底抽薪，徹底解決的查辦禁書的辦法。從乾隆三十七年起，先是發布“征集圖書”的命令，以“稽古右文”、“嘉惠士林”設計誘惑，繼以強硬措施，嚴旨查辦禁書，但此一舉動一直在江浙諸省歷來民間著書多的地方卻進展極為緩慢。他認識到，查辦禁書的諭旨之所以貫徹不下去，主要是各省督撫漫不經心，并不實力查辦，于是，乾隆帝一直都在伺機借口，以在這些封疆大吏們的背上猛擊一掌，使這些顢頇的家伙驚醒起來。江西巡撫海成沒有看出王錫候觸犯廟諱、御諱，把一部“大逆不法”的書籍從眼皮底下漏掉了，正好拿來當壞典型。至于說王錫候的犯諱是否真能算得上“悖逆”，那是極為次要的問題。眼下既需要重治海成，也就只能先把《字貫》打成“從來未有”的“大逆不法”。

海成本來對查辦禁書是格外熱心的，他有一個很絕的辦法，為使查辦禁書的詔令深入窮鄉僻壤，他命令各州縣把地保召集起來，訓練一番后，再讓他們挨家挨戶去宣講，無論全書，還是廢卷，統通呈繳，由官府付給繳書者一倍的書價。這個辦法，乾隆皇帝很是欣賞，還通諭各省仿而行之。到乾隆四十一年底，江西省已查繳禁書八千余部，列全國各省之首。那么乾隆皇帝對這樣一個親手樹立的典型，為什么又要把他打翻呢?由軍機大臣給包括海成在內的各省督撫發出的一道上諭，指責海成未將《字貫》“早為查出”，可見海成原來查辦應毀書籍，只不過是空言塞責，并未切實檢查。這無異于告誡各省督撫，像海成這樣查辦禁書的“模范”，尚且“空言塞責”，那么你們該吸收什么教訓?這樣一來，對海成的處理自然越來越嚴厲。在短短兩個月間，先是“傳旨嚴行申飭”，指責教訓，隨即“交部嚴加議處”，繼而“革職交刑部治罪”，步步升級，直至刑部擬斬立決，乾隆覺得火力夠了，下令從寬改為斬監侯，秋后處決。

這一著對各封疆大使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震動，首當其沖的是兩江總督高晉。《字貫》案發，他的震驚不下于海成。兩江下轄江蘇、江西、安徽三省，作為海成的上司，高晉也難辭失察之咎，再者總督所住之江寧，地近江西，所以乾隆嚴旨責問高晉：“江寧省城與江西省城相隔不遠，該逆犯初刊《字貫》之本已流布兩年多，斷無不傳行到江寧之理、高晉等此次查辦就應毀書籍，何以未將此等大逆之書列入?”高晉最后受到了降一級留任的處分。由于乾隆帝有意借《字貫》案推動查辦禁書，所以有關這一案件的每道諭旨，除寄兩江外，同時也寄發各省督撫，各省督撫也自然從中吸取教訓，查辦禁書不止查明未清初野史之類舊書，而且也要查如《字貫》這樣現在刊行者，如果仍如過去那樣，空言塞責，并不切實檢查，海成便就是前鑒。

王錫候只不過是這場查辦禁書浩劫的第一個犧牲品。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錫候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案情極為簡單，沒有什么好審訊的，到二十八日，大學士、九卿會同刑部把這件特大逆案辦完了。他們遵照皇帝早已定下的調子，請旨照大逆律將王錫候凌遲處死，他的子孫、弟侄及妻媳二十一人照律緣坐，家產籍沒入官，王錫候所著一切書籍通諭各省查繳銷毀。乾隆帝命王錫候從寬改為斬立決，他的子孫王霖等七人從寬改為斬監候，秋后處決，妻媳及其年未及歲之子給功臣之家為奴。王錫候的全部家產，把鍋碗瓢盆、小豬母雞統通計算在內，官府估價不過六十幾兩銀子。一個無辜的、清寒的知識分子就這樣家破人亡、成了文字獄的刀下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