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生粟死”

古人把工礦業生產比喻為“金”，把農業生產比喻為“粟”，認為工礦業的勃興，使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就會走向敗落，導致“金生粟死”。戰國時期秦國的執政者商鞅就持這種看法。他在所著《商君書》中說：“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它的意思是工礦業發展了，農業就會萎縮下去;相反，農業敗落了，那是因為工礦業的興起。可見商鞅把工礦業和農業的關系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

商鞅認為，華麗精巧的器物多了，從事工商業的人也就多了，農業就要廢弛，投機的奸商就會占居優勢，國力就必定會削弱。即所謂：“物多末眾，農弛奸勝，則國必削。”他認為農民務農最為勞苦，但贏得利很少，遠不如商人和手工業者。如果商業、手工業等不加禁止，手工業者就有利，從而各種不從事農耕而專靠周游謀生的人就多了。即所謂：“末事不禁，則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眾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為了鼓勵農業和杜塞工商業的發展，他采取以下措施：提高糧價，加重非農業人口的徭役負擔，增加市場交易稅。即所謂“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征必多，市租之利必重。”凡是努力從事農桑，在耕織方面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免除其徭役;從事商業、手工技藝，追逐貨利，以及由于懶情而貧窮的，收其妻子為官奴。即所謂“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通過以上措施，迫使人們不得不放棄經商，放棄從事手工技藝，而專門從事農業生產。

“金生粟死”論說在我國因循沿襲幾千年，后世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往往把它當做禁止民間私人開采礦業的思想武器，進而強化了“事本禁末”的經濟政策。其結果是，工礦業、商業被禁，農機、化肥、農產品加工和銷售、農村的交通運輸等等，都受到極大的抑制，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和現代化受阻，使農業長期處于簡單再生產的小農經濟狀態，中國農民和土疙瘩打交道打了幾千年，仍然未能擺脫貧窮的困境，最終結局并不是“金生粟死”，而是金、粟兩敗俱傷。可見，農業的繁榮，離不開工礦業的發達。歷史教訓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