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痕”文學的“傷痕”

“傷痕”文學是文革后第一個引起廣泛影響的文學浪潮。

粉碎“四人幫”之后，整個民族從十年動亂的窒息下得到了徹底的解放。但是在一年多的時間，我們的文學卻沒有真正反映這種已經開始了的嶄新生活。直到1977年底劉心武《班主任》的發表，這種停滯的局面才得到了根本的改變。這篇小說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幫坑害的孩子”的震撼人心的呼聲，寫出了人人心中有、人人筆下無的社會問題，有力地帶動了短篇創作的發展。此后，在“四人幫”統治下中國大地上發生的眾多悲慘故事以及它留給人們心中的傷痕，一時成了許多作家共同描寫的中心，象《傷痕》、《醒來吧弟弟》、《我該怎么辦》、《楓》、《愛情的位置》等都以飽蘸血淚的筆觸，委屈飲恨地描寫了國家和整個民族的痛苦，“傷痕”文學一時間占據了文壇的統治地位。可就在這風行一時的文學的身上，卻存在著一些比較明顯的“傷痕”。

首先，“傷痕”文學只是把揭批限于控訴，只是把過去和殘存的一切罪惡簡單地歸于“四人幫”。有些作品雖然觸及到現實問題，揭示了“四人幫”造成的血和淚，但還沒有挖掘出血淚背后的本質和根源。若只限于控訴，就會產生從概念出發的圖解作品。

其次，“傷痕”文學還不太重視結構，分節過多，或者只選擇比較輕便的道路，運用章回體的手法，順著故事內容逐漸寫去，對于故事情節既沒有嚴格的剪裁，也沒有精心的安排，總之，處理得還不夠縝密，出現了死板松散、不精煉緊湊的現象。比如《班主任》，就是單純以張俊石的活動為線索，分段也比較多。

另外，分段一多，每段文字又較少，生活場面受到限制，形象描寫也便不易展開，這樣敘述和議論就自然增多。如《班主任》在說明謝慧敏對《牛虻》錯誤認識的社會根源、宋寶琦不是籠統的資產階級思想時，作者就發了大段大段的議論。又如《愛情的位置》開頭描寫很細致、生動，不料第三段又是整段的議論。這些議論，就是刪去對小說也無損害。作者議論的目的是想把問題說穿，讓讀者更加明白。其實，大凡這種地方不說穿比說穿更好，因為“隱藏著的意義，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魯迅語)。

文藝，作為一種影響廣泛的宣傳工具和社會意識，只有深入到復雜的社會現象中，挖掘出“四人幫”之所以為害，流毒之所以難除的社會根源，為新時期的偉大建設清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才能盡到揭批“四人幫”的神圣使命。只靠控訴痛苦、揮灑血淚和抒發大段的議論，是不能把文學引向一個輝煌未來的。后來，“傷痕”文學被其他文學潮流所代替，就不無這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