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王國維
厚地高天,側身頗覺生平左。小齋如舸,自許回旋可。
聊復浮生,得此須臾我。乾坤大,霜林獨坐,紅葉紛紛墮。
此詞原刊《人間詞乙稿》,當作于1906—1907年之間。此時,王氏“疲于哲學”而“漸移于文學”。
上片“厚地高天,側身頗覺生平左”,出于《詩經·小雅·正月》:“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币庵^:地雖厚而不敢趨步,天雖高而不能不曲身,能不令“我心憂傷”?“側身”,出《詩經·大雅·云漢序》:“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亦寓“憂心忡忡”之意,狀憂懼趑趄之貌。然則,“頗覺生平左”者,“左”,相左之謂,引申為不順心、不如意。天地縱然廣闊,置身其間,卻不能順我意志,盡我才智,其在“天才者”,豈不倍增憂傷!“天才者”既超乎常人,故其所“憂”亦異于“常人”。“彼與蚩蚩者俱生,而獨疑其所以生”,這是其所以“憂”的原因。這種“獨疑”;又決定了“天才者”雖“亦一人耳”,卻“志馳乎六合之外,而身扃乎七尺內。”詞云:“小齋如舸,自許回旋可”,“齋”,書齋;“舸”,小船,這便是“身扃乎七尺之內”?!盎匦豹q言“志馳”,“可”者,“六合之外”的“慰藉之道”,還得從自己的“精神界”求取。
王氏少有為學之志、終其一生,是位“書齋學者”。“如舸”的書齋對于他確有一種“回旋可”的慰藉。但是,局居于“小齋”,無論是叔本華之“天才”,抑或尼采之“超人”,皆不足以為其釋“疑”解“憂”。于是,他又返回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轉入詞之下片:“聊復浮生,得此須臾我”。“復”者,轉回之謂?!绊汈А保虝阂?。陶潛《飲酒》:“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又云:“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标庩栂噢D,生死輪回,“我”之于人世,猶如流電。故“得此須臾我”,亦猶《古詩十九首》“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這當然帶有宿命論色彩,是消極的。
不過,也應當指出:面對千百年來詩人感嘆的“須臾我”,王氏既有消極的憂思,又有積極的哲學思考,并從他推尊的陶潛這樣的精神上的“豪杰之士”、文學上的“天才者”,欲求其“自慰藉之道”。也就是說,陶潛以秋菊為“忘憂物”,王氏則“霜林獨坐”,忘其所“憂”,而探其對宇宙、人生之概觀的根本了。詞云:“乾坤大”,廖廓宇宙,足供我馳騁也;又云:“紅葉紛紛墮”,天地萬物,皆屬“須臾”也。前者空間,后者時間,空間無限,時間有限。時空相制而又相轉。在無限的空間里,抓住稍縱即逝的時間,就能做出無限的創造,“須臾之我”,也就轉化為“無限之我”了。這也就是他論述的超乎“常人之境界”的“詩人之境界”。
人生天地之間,猶日月隨天而旋,“我”亦受“天”——時空制約;但是,乾坤如此之大,“我”既“須臾”,又可以無限。故王氏之“憂”,雖不可謂帶有“全人類之性質”,但既有于為一己之私利,謀一人之利祿的名利之徒的憂慮,亦迥別于胸無點墨,卻狂叫“憂患意識”的不學之徒的憂愁,乃是欲探人生、學問之真諦的哲人之憂思,則是顯然的。所謂“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的真諦,也絕非“一眼”可以看透,而需要有詩人之眼、哲學家之腦,探賾索幽,方可得其“根本”。王氏此詞,在發“天才者”之憂思的同時,寓之以“以此須臾之物,鐫諸不朽之文字”的真諦。這又正是其發人深思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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