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白居易

陰陽神變皆可測，不測人間笑是嗔。

這是白居易組詩《新樂府》的第四十七首，與《太行路》相似，亦言人心之險，堪稱姐妹篇。題下原有小序云：“惡詐人也。”這個詐人，就是“笑里藏刀”的李義府。高宗時，他仰仗武則天的威勢，專以賣官為事，是個大奸大惡。然此詩實借李義府以刺李吉甫。據《舊唐書·李吉甫傳》稱：“秉政之后，視聽時有所蔽，人心疑憚之。時負公望者慮為吉甫所忌，多避畏。”但這還說得比較婉轉，實則此人為守舊派人物，貌善而實奸。他兩度為相在元和二年至六年，名聲不大好。《唐會要·朝臣復諡條》載張仲方駁吉甫諡議云：“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按，仲方少嘗與樂天同官交好，兩人詞語巧合，當非偶然。詩當作于元和四年稍后，作者時為左拾遺，此詩是刺李吉甫無疑。

作者以深含哲理的詩句開篇：“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天地高深而可度可量，人心淺易卻不可防范，此以道家之語入詩，富有哲學意味，而又明白易曉，令人警醒。“但見丹誠赤如血，誰知偽言巧似簧。”一針見血，點到要害。忠和奸，誠和偽，相互對立而又相互牽連;為人君者，如果忠奸不辨，真偽難分，那就非常危險。五句蟬聯而下，象一首民歌，句句扣擊人的心弦。誠然，在皇帝身邊，既有“丹誠如血”的忠臣良將，也有“偽言似簧”的奸佞，這是歷史上經常出現的現象，并不奇怪。接下去，作者即歷數詐人之惡，勸告當今皇帝，既不要象昏君楚懷王那樣聽信愛妾鄭袖的妖言，為其“掩鼻”把戲所耍，害得他與美人不能相愛;也不要象尹吉甫那樣被妾婦所惑，為其“掇蜂”的陰謀手段所欺，害得父子反目相視，成為仇人。這兩個故事，一載于史，一見于集。“掩鼻”的故事是說：“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愛妾鄭袖謂美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使美人掩鼻見楚王，鄭又謂王曰： ‘其似惡聞王之臭也。’楚王怒，令劓美人。”(《戰國策·楚策》)后世即以“掩鼻”為陰謀嫉害之典。“掇蜂”的故事是說：“尹吉甫子伯奇母亡后，妻(妾)譖之，取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掇之，吉甫怒，放伯奇于野。”(《琴操》)這個故事勸告人們：千萬別上妖婆的當。詩人把這兩個故事用凝練的語言表述出來，促人猛省。但是，僅寫這兩個故事，似乎還不足以把道理說透，于是他又續寫另外兩個故事，一為任公子海上釣魚之事，見于《莊子》;一為魏王立于京臺之下見更贏虛空射鳥而下的故事，見于《戰國策》。最堪玩味的，是這些故事的寫法。前兩個故事，用“勸告”如何“使君”怎樣的復沓句式寫出，以加強氣勢;后兩個故事，作者只把它們縮成一句，并有意嵌入兩個“兮”字以抒其憤恨之情。句似平而實奇，多有變化，極具魅力。一篇至此，有如水到渠成。最后復以“君不見”一語提領下文，點出“李義府”這個大奸臣的臭名，并痛斥其“笑中有刀潛殺人”的陰謀伎倆，達到一篇之高潮，從而激起讀者的共鳴，足見作者構思行文之妙。結語如珠。尤為精采。“陰陽神變皆可測，不測人間笑是嗔。”這兩句詩，乃一篇之警策。作者以這兩句深邃的哲理語言，作了深入的發揮，把此詩的內涵提到更高更美的境界。《易經》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這就是“陰陽神變皆可測”這一句詩的由來，也是這一句詩的最好詮釋。作者信手寫來，出神入化，似在言理，實乃抒情，寓情于理，理在情中。全詩以天地為心，應天理，順人情，首尾相連，一氣貫通。既顯出詩人駕馭語言的杰出才能，又袒露出一個諫官的赤誠之心。在憲宗時代連綿不斷復雜尖銳的政治頭爭中，敢于把矛頭直接指向皇帝，置個人生死于度外，唱出這樣一曲字字錚錚震響的諷諫之歌，著實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