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昂·感遇(其三十五)》原文與賞析

陳子昂

本為貴公子，平生實愛才。

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

西馳丁零塞，北上單于臺。

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哉。

誰言未忘禍？磨滅成塵埃。

此詩作于垂拱二年(686)詩人從喬知之北征叛亂的突厥同羅·仆固時。這是詩人第一次出征邊塞，盡管時間不長，未經(jīng)年而歸，但他親眼目睹了西北邊塞政治與軍事的危急形勢，更激發(fā)了憂時報國之心。因此向武則天呈上了《為喬補闕論突厥表》、《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三條》等卓有見地的書表，陳言邊塞將領腐敗，“主將不選，士卒不練”，“故臨陣對寇，未嘗不先自潰散，遂使夷狄乘利”，并警告當權(quán)者： “匈奴不滅，中國未可安臥!” (見《為喬補闕論突厥表》)同時又賦此詩抒懷。基本上采用敷陳其事而直言之的賦的手法，直截地抒發(fā)內(nèi)心的慷慨沉郁之情。

詩人出身于豪富之家。盧藏用稱其“世為豪族”，其父陳元敬曾“以豪俠聞”，二十二歲鄉(xiāng)貢明經(jīng)擢第，曾拜文林郎。子昂本人“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后又慨然立志，刻苦學習，“經(jīng)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風骨”。(上引均見《陳氏別傳)》故此詩開頭即云： “本為貴公子，平生實愛才”，直截了當?shù)仃愂鲎约旱某錾砼c志向。愛才學，其真意是自負有才學，其《諫政理書》自述： “竊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經(jīng)，歷觀丘墳，旁覽代史，原其政理，察其興亡……臣每在山谷，有愿朝廷，常恐沒代而不得見也。”時世艱危，更使詩人急盼能匡時濟世，故云： “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 “賢者處蒿萊” (阮籍《詠懷》其三十一)，詩人亦不無以在野之“賢者”自居之意。詩人為報國匡時，乃于草野中“拔劍起”而步入仕途。此指作者于文明元年(684)春中進士，并獻《諫靈駕入京書》、《諫理政書》，以卓見高識與超群才華為武則天皇后所欣賞，拜麟臺正字事。“拔劍起”之意象甚為遒勁英武，有力地抒發(fā)了詩人當時慷慨奮發(fā)而欲大展宏圖之意。

詩人這次北征，三月，經(jīng)隴砥。四月，過張掖河。五月，次同城。七月，獨南歸。八月，至張掖，后還朝廷。但詩中并不拘泥于實際路程，而是發(fā)揮想象，以夸飾之筆開拓出更恢宏的意境：“西馳丁零塞，北上單于臺。”“丁零塞”，唐朝設置有丁零州，屬隴右道月支府，在今西伯利亞葉塞河上游，“單于臺”，故址在今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市西面。“丁零塞”、“單于臺”皆指代北方邊塞。“西馳”、“北上”二詞表現(xiàn)與出詩人戎馬倥傯，在萬里邊陲為國馳騁，不辭勞苦艱辛的豪情。詩人深入邊塞，了解到邊防守備的實際情況，不禁憂慮感慨： “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哉。”前句從空間角度寫所見，后句則從時間角度寫所懷，頗有“視通萬里”，“思接千載” (《文心雕龍·神思》)之慨。當詩人登高遠望，見西北邊塞“亭堠何摧兀，暴骨無全軀。黃沙漠南起，白日隱西隅” (《感遇》其三)，一派邊塞荒涼悲慘的景象。此乃武則天不修邊備，未能遏制突厥之侵擾的結(jié)果。因此他后來在《為喬補闕論突厥表》云：“突厥為萬代之患”，“丑虜狂悖，大亂邊陲。”詩人由所見之現(xiàn)實，又引起對漢代歷史的懷想，可見“匈奴為中國之患，自上代所苦久矣”(《為喬補闕論突厥表》)。但是當今當權(quán)者并未吸取歷史教訓，不重視加強邊防力量，守備虛弱無力，怎能不令人憂慮憤慨呢?故情不自禁地反問： “誰言未忘禍?磨滅成塵埃。”意謂當權(quán)者對歷史上匈奴帶給邊民的災難業(yè)已忘卻;歷史的災禍經(jīng)歲月的磨滅化為塵埃，已不在今日當權(quán)者的眼中。末尾兩句將感情推向了高潮。

這首詩以賦為主，敘事、抒懷、議論相結(jié)合，其感情流程由初入仕的“拔劍起蒿萊”之慷慨，轉(zhuǎn)為深入邊塞后的“懷古心悠哉”之沉郁，顯得跌宕頓挫。語言樸實無華，不假雕飾，風格剛健有力，風骨峻上。但議論較多，形象較弱，亦無庸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