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景明《易水行》原文與賞析

何景明

寒風夕吹易水波，漸離擊筑荊卿歌。

白衣灑淚當祖路，日落登車去不顧。

秦王殿上開地圖，舞陽色沮那敢呼。

手持匕首摘銅柱，事已不成空罵倨。

吁嗟乎! 燕丹寡謀當滅身，

田光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殺樊將軍。

明代文學成就，主要在小說、戲曲方面。詩歌創作，因受到理學、科舉的長期桎梏，以及歷次文字獄的影響，一直陷于毫無生氣的局面。永樂、弘治前后，“臺閣體”的詩風統治著文壇，一些稱頌功德、粉飾太平而又千部一腔的作品，竟被譽為“詞氣安閑、雍容典雅”的黃鐘大呂，認作是詩歌創作的圭臬。以“前七子”為代表的復右運動的興起，他們力挽狂瀾，詩風豪邁、新穎，直抒愛國熱情，確實反映了明代中葉出現的進步文藝思潮; 盡管它還帶有盲目尊古、發展為一味以模擬、剽竊為能的另一錯誤傾向。

何景明是“前七子”中的佼佼者。他的古近體中都有可摭的精品。如山水而兼詠史的《易水行》，就寫得古直悲涼，發人深省。比于同類題材如陶潛的《詠荊軻》，見仁見智，并蘊精微，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淵明《詠荊軻》亦循山水詩常法，從鋪敘落筆，但著眼點不同，旨在評價荊軻：“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惜。”看來淵明是贊同用刺客手段達到除暴安民的目的的。

這不奇怪。“淵明之在晉末，是和孔融于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酒及藥之關系》) 當時情形是，“犯上以暗刺，御下以誅戮”，成為一種時尚、風氣。東漢末年，曹操就行剌過董卓。而文人孔融、嵇康，則都是在不明罪之所指，卻被公開砍頭的。淵明寄希望于“圣哲輔弼”和清明政治，但出仕之后，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仍舊壁壘森嚴，尤其他所追隨的桓玄，竟是一個剛愎自用，飛揚跋扈的大野心家，其所關心的，不是拯生民于水火，而是處心積慮、陰謀爭奪帝王的寶座，這與其出仕的初衷大相違背。即在“投冠旋歸圩”之后，仍對這類賤民以逞、斷送國家命運的權臣極為憤恨。所謂“元兇受首，天下太平”。淵明贊賞荊卿，懷有“千載余情”，很可能是： 他要求得感情和心態上的自我滿足與平衡，想要從思想深處抹掉權貴、巨奸的罪惡影子。

何景明的《易水行》，也是從山水鋪敘起筆，“寒風夕吹易水波。”北國苦冷，風寒已不可忍，夕吹更覺慘烈。易水生波，即蘊含著事態的急劇變化; 接著以漸離擊筑、白衣灑淚、秦王開圖、舞陽色沮作陪襯，托出國士荊卿的義勇無雙。而點題的話，卻為“吁嗟乎! 燕丹寡謀當滅身”一句。詩之題意，顯然為對太子丹采用刺客手段的指責，竟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冒險行刺贏政以圖僥幸，實質上是極端輕妄、對敵斗爭簡單化的幼稚行徑。結果，不僅一無所獲地失去勇士荊軻、失去戰友田光和樊於期，燕國本身更陷于措手不及、迅速遭到秦國毀滅性進攻，導致徹底覆滅。

淵明《詠荊軻》的寫法，傾向繁麗跌宕一路，如“素驥廣陌”、“雄發為冠”，“悲筑高聲”、“四座飲泣”，“蕭蕭哀風”、“淡淡寒波”，把“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壯氣氛推向了高潮。后者《易水行》的布局，僅是采用粗線條勾勒和簡捷概括，全詩僅十一句，就承擔了易水餞別、血濺秦廷、千秋評說的全過程。然亦脈絡清晰，錯落生姿，帶有情韻以行的理趣，有強烈的可讀性。

何景明把刺秦的悲劇終場歸咎于太子丹的“寡謀滅身”，是合乎歷史現狀的。太子丹早年即人質于秦，對于敵國的了解，應不遜于勾踐的臣事于吳。越王的復仇之計，寄希望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可知勾踐也以行刺等著為輕妄、短見，棄而不用。退一步說，即使贏政遇刺身亡、只不過二世胡亥的稱帝提前，以暴易暴，何能根本解除強秦對于燕國的侵凌，這些重要問題，太子丹及其謀臣似乎并未認真思考過。

《易水行》作者獨具卓識，敢于創新，也有其時代影響和主觀原因。景明生于成化、弘治年間 (1483-1521)，他曾因痛恨劉瑾弄權而罷官，但他看清了當時朝廷的黑暗，不僅有大宦官的挾持橫行，還有大貴族大官僚的搜刮無度; 地方藩王的時起叛亂; 全國各地又不斷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明代中葉社會早已潰爛為千瘡百孔，不可收拾，舉世滔滔，殺不勝殺，且對本已險象環生的動亂社會將釀成更大危害! 景明對此，持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是否為借“易水”的餞別酒杯，澆自己郁結的塊壘，不得而知，然于刺秦一役，指責太子丹以“寡謀”失國，其思想層次確實不同一般。

戰國時代，燕之都城在今北京大興縣。荊軻由此入秦京咸陽，易縣附近的易水為必涉之川。易水不是一條浩瀚的河，而人杰地靈，就因為有了餞別荊軻之詩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有了淵明之詩《詠荊軻》的“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有了何景明之詩《易水行》的“寒風夕吹易水波，漸離擊筑荊卿歌”……等等的反復吟唱與過客憑吊，而成為中國的山川名勝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課堂，馳譽海內。

“怒濤千古不平聲”! 它千百次引起歷史的沉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