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袁宏道·登高有懷》原文賞析

秋菊開誰對，寒郊望更新。乾坤東逝水，車馬北來塵。屈指悲時事，停杯憶遠人。汀花與岸草，何處不傷神。

萬歷二十二年(1594)，袁宏道由家鄉公安去北京候選，于途中寫下這首五律。

此詩感情比較復雜，舉凡對政事的悲慨，對親朋的懷念，對青春年華的消逝，對旅途辛勞的體驗，都有所反映。

此詩起筆即扣題。寫登高所見，為下文抒懷的觸發點。秋日登高，菊花盛開，天宇高朗，郊原寥廓，觸發了詩人旅途的孤寂之感。所以首句“秋菊開誰對” 已微逗悵惘之情。

頷聯悲年光消逝，嘆旅途苦辛。據其弟袁中道在《游荷葉山居記》 中回憶，“中郎頗有山棲之志，入都聊復了宦跡耳。而銓曹之命下，恐山居之志未易輒遂也已”。中郎之兄宗道，弱冠即“自謂此生當以文章名世”，“性耽賞適，文酒之會，夜以繼日”，“栽花薙藥，不問世事，癸末，大人強之赴試”后 (見袁中道《石浦先生傳》)，才被迫出去做官的。大概中郎也是這種情況，所以盡管他當時只有二十七歲，在被迫走上宦途時，也要老氣橫秋地既悲悼年光如東流水一樣消逝，又慨嘆北來風塵仆仆，旅途車馬奔波的苦辛了。

頸聯悲時事，懷遠人。“屈指”者，言事件之多，除了 《感事》篇中所提到的日本侵略朝鮮、寧夏發生叛亂外，這一兩年中，發生大面積災荒，萬歷二十一年，“振(同賑)江北、湖廣、湖南、浙江、山東饑。河南礦賊大起”。“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亥，詔以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徐、淮尤甚，盜賊四起，有司玩愒，朝廷詔令不行。”七月，“河套部長卜失兔犯延綏”。十月，“炒花犯遼東”。(俱見《明史·神宗本紀》) 可見當時內憂外患日益嚴重，政局極不安定，難怪詩人要憂心如焚了。詩人在同年所作的樂府詩《白銅兒》中寫道： “儒生讀書書總多，白發無官可奈何!生乏白金獻天子，死無黃紙賂閻羅!”把矛頭直指天子與閻羅，可見其憤慨之深。“停杯”者，言對親朋故舊憶念之深。中郎所懷念的親友當然很多，其中憶念最深的當莫過于其師李贄和其弟中道了。李贄是明代后期最杰出的思想家，他抨擊道學，倡“童心說”，不惜與世俗為敵，被目為 “異端”，妖人。而袁氏兄弟則對他傾慕之至，曾數度拜訪問學，中郎還以弟子之禮師事李贄。中郎說： “似此瑤華色，何殊空谷者。” (《得李宏甫先生書》) 又說： “李贄便為今李耳，西陵還似古西周。”(《余凡兩度阻雨沖霄觀俱為訪龍湖師戲題壁上》)他對李贄的著作評價極高，喜愛極濃。他后來曾說： “幸床頭有《焚書》一部，愁可以破顏，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錦帆集·與李宏甫書》) 而李贄對中郎兄弟也極為賞識，他說： “伯 (指宗道) 也穩實，仲 (指宏道) 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中道按道： “然至于入微一路，則諄諄望之先生 (指宏道)，蓋謂其識力膽力，皆迥絕于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 (俱見袁宏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 正因為相契之深，所以在別后中郎屢屢作深情的懷念，一則說： “矯首云霄時一望，別山長是郁嵯峨” (《懷龍湖》)，再則說： “天下文章憐爾老，瀟湘風雨動人愁” (《阻雨》)，三則說： “近得卓僧 (即李贄)《豫約》諸書，讀之痛快，恨我公不見耳”(《錦帆集·與陶石簣書》)。至于對其弟中道，更是眷眷懷念不已，僅在萬歷二十二同一年，就專門寫有《三弟回志喜》四首，《北行道中示弟》一首，《憶弟》三首，《憶弟》二首等詩，既對其“文章妻子怪，姓氏友朋嗔，兄弟皆衣紫，君命胡苦辛”，“步兵雖嗜酒，倘亦恨窮途” 的遭遇表示同情，又更深一層表示理解其為人，支持其追求： “去住非無謂，蹉跎似不羈。親朋盡欲殺，知己半相疑。獨我能青眼，因君是白眉。東來書一紙，讀罷淚如絲!”

此詩尾聯，復又把登高遠眺的目光，停留在汀花與岸草上，以強調處處均能觸景傷神。

統觀全詩，首尾兩聯以寫景起以寫景結，做到前后呼應，首尾圓合。中間兩聯議論抒懷，容量大，感慨深。讀了這首詩，可以一掃視公安派作品為輕佻淺率的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