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推》原文與賞析

兩三月前，報上好像登過一條新聞，說有一個賣報的孩子，踏上電車的踏腳去取報錢，誤踹住了一個下來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車下，電車又剛剛走動，一時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卻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會被踹住，可見穿的是長衫，即使不是“高等華人”，總該是屬于上等的。

我們在上海路上走，時常會遇見兩種橫沖直撞，對于對面或前面的行人，決不稍讓的人物。一種是不用兩手，卻只將直直的長腳，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倘不讓開，他就會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沒有華人那樣上下的區(qū)別。一種就是彎上他兩條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兩個鉗一樣，一路推過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這就是我們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電車，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車，他看報，要看專登黑幕的小報，他坐著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動，又是推。

上車，進(jìn)門，買票，寄信，他推;出門，下車，避禍，逃難，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蹌蹌，跌倒了，他就從活人上踏過，跌死了，他就從死尸上踏過，走出外面，用舌頭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覺得。舊歷端午，在一家戲場里，因?yàn)橐痪涫Щ鸬闹{言，就又是推，把十多個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擺在空地上，據(jù)說去看的又有萬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結(jié)果，是嘻開嘴巴，說道：“阿唷，好白相來希呀!”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與踏，是不能的，而且這推與踏也還要廓大開去。要推倒一切下等華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華人。這時就只剩了高等華人頌祝著——

“阿唷，真好白相來希呀。為保全文化起見，是雖然犧牲任何物質(zhì)，也不應(yīng)該顧惜的——這些物質(zhì)有什么重要性呢!”

六月八日。

【析】 這是魯迅以豐之余的筆名發(fā)表于1933年6月11日 《申報· 自由談》的一篇短文，作者從某報登載的一個報童被乘客推下電車碾死的新聞，聯(lián)想到在上海灘“時常會遇見” 的 “橫沖直撞”，推與踏并施的蠻橫人物，憤然遣責(zé)了那些“要推倒一切下等華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華人”的“高等”華人和洋人。“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反對任何形式的壓迫和歧視，是魯迅的一貫思想。他在創(chuàng)作的后期，更加自覺地站在被壓迫人民一邊，運(yùn)用階級分析方法看待社會現(xiàn)象，進(jìn)一步發(fā)展了反對等級歧視，反對階級壓迫的思想，因而文中所表達(dá)的對 “犧牲的物質(zhì)”——“下等華人”的同情尤為深切，對壓迫和歧視現(xiàn)象的憤慨尤為強(qiáng)烈。

從偶然中發(fā)現(xiàn)必然，由個別推及一般，是這篇文章藝術(shù)構(gòu)思的一大特點(diǎn)。本來，在“想不遇到推與踏，是不能”的上海，一個賣報的小孩被推而致死，這類事件雖屬偶然，但卻并不特別令人驚異，更難引起一般人的大發(fā)感慨。然而，魯迅巧妙地從這偶然事件的細(xì)微之處入手，由 “衣角會被踹住，可見穿的是長衫”，推斷出“即使不是 ‘高等華人’，總該是屬于上等的”。然后再生發(fā)開來，推及一切在上海亂推亂踏的“高等”、“上等”人，并剖析他們置“下等”華人于死地而不顧的橫行霸道行徑，畫出“上等”華人這一類型的丑態(tài)。這樣，作者避開了偶然事件的表象，敏銳地抓住其必然性的實(shí)質(zhì)，從一個小事件揭示出在等級森嚴(yán)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勞動人民必然遭受欺壓的事實(shí)。“談風(fēng)月”而不離 “風(fēng)云”，論小事而意義深遠(yuǎn)，展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主題——反對等級壓迫，反對帝國主義欺凌。

行文生動，文學(xué)性強(qiáng)，是這篇雜文的另一特點(diǎn)。作者為了增強(qiáng)文章的藝術(shù)效果，一是用事例來加強(qiáng)生動性。在短短幾百字的文章中，作者用十分簡煉而形象的文字描述了報童被推而碾死和某戲場因失火謠言造成十多個少年被推踏致死的情狀。這樣，避免了抽象的議論和呆板的行文; 同時觸目驚心的事實(shí)使文章更具有說服力。二是語言生動形象。無論是敘述性語言還是議論性語言，都準(zhǔn)確精煉而又生動形象。比如寫在上海橫沖直撞的兩種人物：“高等”的洋大人是“不用兩手，卻只將直直的長腳，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倘不讓開，他就會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上等”的華人是“彎上他兩條臂膀，手掌向外，像蝎子的兩個鉗一樣，一路推過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一個踏一個推，用頗帶感情色彩的白描和適度的夸張，形象地勾勒出兩種人物的特點(diǎn)，使那些以 “高等” 和 “上等”人自居者的丑惡嘴臉，深深地留在讀者的印象中。三是模擬“高等”華人口吻：“呵唷，真好白相來希呀。為保全文化起見，是雖然犧牲任何物質(zhì)，也不應(yīng)該顧惜的——這些物質(zhì)有什么重要性呢!” 維妙維肖的描摹，造成很強(qiáng)的諷刺效果，同時把“高等”華人賤視他人生命的卑劣心理暴露無遺。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所謂“高等”、“上等”華人形象生動的，不僅增強(qiáng)了文章的生動性，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典型性。當(dāng)讀者把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中對此類人物的描寫集中起來，便可發(fā)現(xiàn)，作者對中國社會這類人物的本質(zhì)特征的準(zhǔn)確概括，為我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又一藝術(shù)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