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此生或彼生”》原文與賞析

“此生或彼生”。

現在寫出這樣五個字來，問問讀者：是什么意思?

倘使在《申報》上，見過汪懋祖先生的文章，“……例如說 ‘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只須 ‘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為何如?……”的，那就也許能夠想到，這就是“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的意思。

否則，那回答恐怕就要遲疑。因為這五個字，至少還可以有兩種解釋： 一，這一個秀才或是那一個秀才(生員); 二，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

文言比起白話來，有時的確字數少，然而那意義也比較的含胡。我們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們的智識，并且須仗我們已有的智識，給它注解，補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話之后，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徑就用白話，即使多寫了幾個字，但對于讀者，“其省力為何如”?

我就用主張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舉的文言的例子，證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六月二十三日。

【析】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魯迅雜文的戰法，常常一針見血，出奇制勝。《此生或彼生》雖然很短，但它卻尤如一柄鋒利的尖刀，刺中了復古派的要害。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文言與白話(實質是新文化與舊文化)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林紓的“國粹派”失敗以后，先后就有胡先骕、梅光迪等人的 “學衡派”、章士釗的“甲寅派”等企圖復辟文言。“左聯”成立后，趁著文藝大眾化討論之際，復古派又夢想卷土重來。1934年5月，汪懋祖發表了 《學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一文，妄圖掀起所謂“文言復興運動”。汪的主張，立即受到了以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的猛烈抨擊，因而使這股泛起的沉滓很快就沉了下去。作為這次斗爭的成果，魯迅的雜文主要收在 《且介亭雜文》 集中; 在《花邊文學》集中的某些篇目，如《此生或彼生》、《正是時候》《算賬》等也是這次斗爭的收獲。

《此生或彼生》最早見于1934年6月30日的《中華日報·動向》，是直接針對6月21日汪懋祖發表在《申報》上的《中小學文言運動》一文而寫的。魯迅沒有對文言的弊端作長篇剖析，僅以289字的精煉文字，敏銳而準確地抓住對方論據中文言的歧義問題 “反戈一擊，制強敵于死命”。①全文可分為兩大部分。首先引用汪的原文： “例如說 ‘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只須 ‘此生或彼生’ 即已明了，其省力為何如?”接著魯迅指出，這話“至少還可以有兩種解釋：一，這一個秀才或那一個秀才 (生員); 二，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魯迅幾乎毫不費力地揭示了這句話由歧義所造成的語義混亂，“省力”恰恰是費力。這樣的文言究竟是優是劣呢?自然不言而喻。因此魯迅便得出了以下結論，文言字數雖少，但意義“含糊”，白話多幾個字，卻是真正 “其省力為何如?”

魯迅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闡述得如此充分、深刻、有力，這體現了他雜文簡潔精煉的語言特色。而這一特色的形成又來自于他對問題本質的洞察。魯迅在論辯過程中，常常集中力量抓論敵的邏輯漏洞，使強敵在自相矛盾的窘態中陷入不攻自破的境地。這類作品還有《死所》等。毛澤東同志曾說： “魯迅后期雜文最深刻有力，并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②《此生或彼生》無可反駁的邏輯力量，正是因為辯證法的靈活運用。

這篇雜文雖然精短，但它是以魯迅深厚的學識修養為基礎的，特別是與他寫作中的認真構思、千錘百煉分不開。“文章雖短，是絞了許多腦汁，把它鍛煉成極精銳的一擊; 又看過了許多書，這些購置參考書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來，是并不隨便的。”③正是豐富的知識和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鑄成了這篇短文強而有力的戰斗風格;并在幽默輕松之中繳了論敵的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