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原文與賞析

一 來信

魯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中國康繆尼斯脫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后到處暴動，想在農民基礎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十萬勇敢有為的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眾失掉革命的領袖，并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現在Reds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脫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 “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為，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藏匿了自己的旗幟，模糊了民眾的認識，使民眾認為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眾送交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太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為，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史太林黨的這“新政策”。這是無足怪的。莫斯科的傳統威信，中國Reds的流血史跡與現存力量——還有比這更值得利用的東西嗎?可是史太林黨的“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0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為我們的主張作不懈的斗爭。大革命失敗后我們即反對史太林派的盲動政策，而提出 “革命的民主斗爭”的道路。我們認為大革命既然失敗了，一切只有再從頭做起。我們不斷地團結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論，接受失敗的教訓，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這反革命的艱苦時期，為下次革命打下堅固的基礎。幾年來的各種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反對史太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與官僚黨制，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為此，我們現在受到各投機分子與黨官僚們的嫉視。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余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斗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F在送上近期刊物數份，敬乞收閱。如蒙賜復，請留存×處，三日之內當來領取。順頌

健康!

陳×× 六月三日。

二 回信

陳先生：

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斗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史太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 的主張為出賣革命。

這很使我“糊涂”起來了，因為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么?現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為那時怕連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卻因現在蘇聯的成功。事實勝于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此無情面的諷刺的。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么?這決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著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于這樣下流，因為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于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最后，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寄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為我的某幾個“戰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要請你原諒，因為三日之期已過，你未必會再到那里去取，這信就公開作答了。即頌大安。

魯迅。六月九日。

(這信由先生口授，O. V. 筆寫。)

【析】 自 “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更加瘋狂地侵略中國。這民族存亡的重要關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救國方針。魯迅堅決擁護這一方針，并無條件地加入這一戰線。1936年6月上旬，魯迅收到托派陳仲山來信，信中極盡攻擊污蔑中國共產黨之能事，圖謀挑撥魯迅與黨的關系，自然引起魯迅極大的憤慨，遂針對來信，由馮雪峰代筆擬稿，完成了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這篇書信體雜文。這不是一般的私人通信，而是兩種不同的政治路線和民族立場的正面交鋒?；匦藕啙嵜髁?，犀利潑辣，既是魯迅思想的真實寫照，又頗能體現魯迅雜文一貫的風格。

回信抓住論敵的要害，一針見血地駁斥了論敵的謬論。針對“托派”對斯大林黨的謾罵攻擊，魯迅并不正面反駁，而是把矛頭直指“托派”的祖師爺——托洛斯基本人。魯迅采用對比的手法，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反襯出托洛斯基叛變革命的卑鄙行徑和可悲下場，以無可辯駁的史實駁斥了“托派”分子對斯大林黨的造謠誣蔑，用事實暴露出他們的丑惡嘴臉。魯迅的這種撇下“徒孫們”而直擊其“主子”的駁論技巧，收到了意想不到而又令人信服的效果。針對“托派”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攻擊，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所鼓吹的“理論”雖然高超，“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侵略者所歡迎”，卻“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真是一語中的地揭露了其賣國媚敵的反動實質。這樣，“托派” 的謬論也就不攻自破了。

魯迅的回信不僅駁斥有力，擊中要害，而且愛憎鮮明，正氣凜然，是一篇富于激情的戰斗檄文。魯迅對“托派”離間革命、妄圖拉攏自己的行為感到氣憤，他嚴正宣告他自覺和他們“總是相離很遠的”，并明確宣布“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說得多么堅定，多么自豪!它充分表明了已經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魯迅在政治上的遠見性、堅定性和戰斗性。

作為駁論體雜文，本篇充分體現了魯迅雜文特有的辛辣犀利而應戰自如的戰斗風格。在這篇雜文里，魯迅因用了大量的反語和諷刺，就使在義正詞嚴的駁論中有了詼諧嘲諷的意味，增加了雜文的藝術性。如魯迅起始說 “托派” 的理論很 “高超”，又說這高超是可“敬佩”的，但筆鋒陡然一轉，指出這高超是投日本侵略者所好的，因此“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去”，無情地諷刺了 “托派”不斷吹噓的 “理論”。但當魯迅敏銳地看到“托派”可能投敵叛國的危險傾向時，他沒有簡單地直說出來，而是用了曲筆和反語，巧妙而又令人信服地指出了這一點，如信中稱他們的刊物“很整齊”，說自己看了 這種刊物為他們“捏一把汗”，并說自己不相信他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這里所用的曲筆和反語，使論敵哭笑不得而又無法推脫，因為他們的祖師爺最后就墮落為用敵人金錢的可憐蟲。魯迅的這種亦莊亦諧、玩論敵于股掌之間的論戰藝術，使我們感到既痛快淋漓又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