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老調子已經唱完——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會講》原文與賞析

今天我所講的題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初看似乎有些離奇，其實是并不奇怪的。

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這也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

中國人有一種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孫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長久，永遠不死;及至知道沒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卻希望自己的尸身永遠不腐爛。但是，想一想罷，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擠得密密的，現在的我們早已無地可容了;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的尸身都不爛，豈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魚店里的魚還要多，連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沒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舊的，實在倒不如高高興興的死去的好。

在文學上，也一樣，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舉一個最近的例來說，就是俄國。他們當俄皇專制的時代，有許多作家很同情于民眾，叫出許多慘痛的聲音，后來他們又看見民眾有缺點，便失望起來，不很能怎樣歌唱，待到革命以后，文學上便沒有什么大作品了。只有幾個舊文學家跑到外國去，作了幾篇作品，但也不見得出色，因為他們已經失掉了先前的環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開口。

在這時候，他們的本國是應該有新的聲音出現的，但是我們還沒有很聽到。我想，他們將來是一定要有聲音的。因為俄國是活的，雖然暫時沒有聲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環境的能力，所以將來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出現。

再說歐美的幾個國度罷。他們的文藝是早有些老舊了，待到世界大戰時候，才發生了一種戰爭文學。戰爭一完結，環境也改變了，老調子無從再唱，所以現在文學上也有些寂寞。將來的情形如何，我們實在不能豫測。但我相信，他們是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的。

現在來想一想我們中國是怎樣。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卻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子，還是沒有唱完。

這是什么緣故呢?有人說，我們中國是有一種“特別國情”。——中國人是否真是這樣“特別”，我是不知道，不過我聽得有人說，中國人是這樣。——倘使這話是真的，那么，據我看來，這所以特別的原因，大概有兩樣。

第一，是因為中國人沒記性，因為沒記性，所以昨天聽過的話，今天忘記了，明天再聽到，還是覺得很新鮮。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壞了的事，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是“仍舊貫”的老調子。

第二，是個人的老調子還未唱完，國家卻已經滅亡了好幾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復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著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系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宋朝唱完了，進來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么，宋朝的老調子也該隨著宋朝完結了罷，不，元朝人起初雖然看不起中國人，后來卻覺得我們的老調子，倒也新奇，漸漸生了羨慕，因此元人也跟著唱起我們的調子來了，一直到滅亡。

這個時候，起來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調子，到此應該唱完了罷，可是也還沒有唱完。明太祖又覺得還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著唱下去。什么八股咧，道學咧，和社會，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著那條過去的舊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國人。中國的老調子，在新來的外國主人的眼里又見得新鮮了，于是又唱下去。還是八股，考試，做古文，看古書。但是清朝完結，已經有十六年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到后來，倒也略略有些覺悟，曾經想從外國學一點新法來補救，然而已經太遲，來不及了。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而它卻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發生一點小議論。有人說：“可見中國的老調子實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試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不是都被我們同化了么?照此看來，則將來無論何國，中國都會這樣地將他們同化的。”原來我們中國就如生著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殊不知這種意見，在現在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為甚么能夠同化蒙古人和滿洲人呢?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倘使別人的文化和我們的相敵或更進步，那結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們倘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他們對于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當然任憑你腐敗下去。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

從前西洋有一個國度，國名忘記了，要在非洲造一條鐵路。頑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對，他們便利用了他們的神話來哄騙他們道：“你們古代有一個神仙，曾從地面造一道橋到天上。現在我們所造的鐵路，簡直就和你們的古圣人的用意一樣。”非洲人不勝佩服，高興，鐵路就造起來。——中國人是向來排斥外人的，然而現在卻漸漸有人跑到他那里去唱老調子了，還說道：“孔夫子也說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所以外人倒是好的。” 外國人也說道： “你家圣人的話實在不錯。”

倘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前途怎樣呢?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來類推。上海是：最有權勢的是一群外國人，接近他們的是一圈中國的商人和所謂讀書的人，圈子外面是許多中國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將來呢，倘使還要唱老著調子，那么，上海的情狀會擴大到全國，苦人會多起來。因為現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時候，我們可以靠著老調子將他們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這就因為，現在的外國人，不比蒙古人和滿洲人一樣，他們的文化并不在我們之下。

那么，怎么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拋棄了老調子。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社會毫無關系了，從前孔子周游列國的時代，所坐的是牛車。現在我們還坐牛車么?從前堯舜的時候，吃東西用泥碗，現在我們所用的是甚么?所以，生在現今的時代，捧著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

但是，有些讀書人說，我們看這些古東西，倒并不覺得于中國怎樣有害，又何必這樣決絕地拋棄呢? 是的。然而古老東西的可怕就正在這里。倘使我們覺得有害，我們便能警戒了，正因為并不覺得怎樣有害，我們這才總是覺不出這致死的毛病來。因為這是“軟刀子”。這“軟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發明的，明朝有一個讀書人，叫做賈鳧西的，鼓詞里曾經說起紂王，道：“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得太白旗懸才知道命有差。”我們的老調子，也就是一把軟刀子。

中國人倘被別人用鋼刀來割，是覺得痛的，還有法子想;倘是軟刀子，那可真是“割頭不覺死”，一定要完。

我們中國被別人用兵器來打，早有過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滿洲人用弓箭，還有別國人用槍炮。用槍炮來打的后幾次，我已經出了世了，但是年紀青。我仿佛記得那時大家倒還覺得一點苦痛的，也曾經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槍炮來打我們的時候，聽說是因為我們野蠻;現在，倒不大遇見有槍炮來打我們了，大約是因為我們文明了罷。現在也的確常常有人說，中國的文化好得很，應該保存。那證據，是外國人也常在贊美。這就是軟刀子。用鋼刀，我們也許還會覺得的，于是就改用軟刀子。我想：叫我們用自己的老調子唱完我們自己的時候，是已經要到了。

中國的文化，我可是實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謂文化之類，和現在的民眾有甚么關系，甚么益處呢?近來外國人也時常說，中國人禮儀好，中國人肴饌好。中國人也附和著。但這些事和民眾有甚么關系?車夫先就沒有錢來做禮服，南北的大多數的農民最好的食物是雜糧。有什么關系?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贊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國人所作的書籍，多是嘲罵中國的腐敗;到了現在，不大嘲罵了，或者反而稱贊中國的文化了。常聽到他們說：“我在中國住得很舒服呵!”這就是中國人已經漸漸把自己的幸福送給外國人享受的證據。所以他們愈贊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要愈深的!

這就是說：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雖是現在的闊人富翁，他們的子孫也不能逃。我曾經做過一篇雜感，大意是說：“凡稱贊中國舊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穩地方的富人，因為他們有錢，沒有受到國內戰爭的痛苦，所以發出這樣的贊賞來。殊不知將來他們的子孫，營業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賤，去開的礦洞，也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深。”這就是說，將來還是要窮的，不過遲一點。但是先窮的苦人，開了較淺的礦，他們的后人，卻須開更深的礦了。我的話并沒有人注意。他們還是唱著老調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國去。但從此以后，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樣，唱完別人了，他們是要唱完了自己。

這怎么辦呢?我想，第一，是先請他們從洋樓，臥室，書房里踱出來，看一看身邊怎么樣，再看一看社會怎么樣，世界怎么樣。然后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點。“跨出房門，是危險的。”自然，唱老調子的先生們又要說。然而，做人是總有些危險的，如果躲在房里，就一定長壽，白胡子的老先生應該非常多;但是我們所見的有多少呢?他們也還是常常早死，雖然不危險，他們也胡涂死了。

要不危險，我倒曾經發見了一個很合式的地方。這地方，就是： 牢獄。人坐在監牢里，便不至于再搗亂，犯罪了;救火機關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盜劫，到牢獄里去搶東西的強盜是從來沒有的。坐監是實在最安穩。

但是，坐監卻獨獨缺少一件事，這就是： 自由。所以，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總要歷些危險。只有這兩條路。那一條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來說了。

現在我還要謝諸位今天到來的盛意。



【析】 本文是1927年2月19日魯迅在香港青年會的演講詞。

這篇講演直接針對的是當時香港的情況。當時英帝國主義為維護其在香港的統治，大肆提倡尊孔讀經。香港總督、英國人金文泰鼓吹“中國人應該整理國故”，說什么“華人子弟”“徒然側重外國科學文學，對于中國歷代相傳的大道宏經，反轉當作等閑，視為無足輕重的學業，豈不是一件大憾事”。他們利用孔子的生日，由香港總督親自督促，大搞尊孔活動。一些反動分子公然宣稱，他們這樣搞，就是為了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所謂“免于赤化宣傳”，反對青年參加革命。可見，當時香港的尊孔讀經是為英帝國主義者統治香港、鎮壓革命服務的，是英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一部分。

然而，這一講演還有其更為深刻的歷史背景。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社會出現了一股復辟倒退逆流，以章士釗為代表的“甲寅”派，以吳宓、梅光迪為代表的“學衡”派，就是這股逆流在文化上的代表。“現代評論”派的胡適、陳西瀅等買辦文人，大肆提倡整理國故，妄圖引導青年鉆入故紙堆。這兩股勢力的合流，反映了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互相勾結，利用老調子反對革命。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魯迅在香港作了這篇著名的講演。

這篇講演一氣呵成，有力地抨擊了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國內反動派，南北呼應，華洋合流，利用封建文化，借以達到維護其反動統治的罪惡目的。為了揭露帝國主義提倡尊孔讀經的用心，魯迅對老調子——孔孟之道，進行了深刻分析，把它比作殺人不見血的 “軟刀子”。魯迅追溯歷史，總結出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宋元明清一代一代就是這樣滅亡的。“軟刀子” 的比喻，形象地揭露了老調子的反動作用。

進而，魯迅通過與 “鋼刀” 的對比說明 “軟刀子”的危害。老調子這把“軟刀子”和刀槍等“鋼刀”不同。“軟刀子” 割頭不覺死，而 “用鋼刀來割，是覺得痛的”。歷代統治者之所以崇奉孔孟之道，不僅由于看中了它的反動性，而且也由于看中了它的欺騙性。

講演的重點既在揭露帝國主義唱老調子的罪惡目的，文章發展下去，就必然要追溯到帝國主義侵略者在對待中國的態度的轉變上。魯迅說，過去“外國人所作的書籍，多是嘲罵中國的腐敗，用槍炮來打我們的時候，聽說是因為我們野蠻”，后來“反而稱贊中國的文化了”，說什么“中國的文化好得很，應該保存”，這就是“改用軟刀子”。透過這種策略的變化，魯迅識破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反革命兩手。從武裝侵略到利用中國自己的文化來收買和麻痹人民，這表明了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不斷加深，“這就是中國人已經漸漸把自己的幸福送給外國人享受的證據”。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帝國主義稱贊中國舊文化，是“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中國人民，讓你腐敗下去”。這“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他們愈贊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難要愈深的!”這是多么深刻的揭露，多么憤怒的控訴啊!所以保存中國的舊文化，就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講演通篇是用具體事例和歷史事實來說明問題的，沒有從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戲，沒有空洞抽象的大道理，而是具體生動、深入淺出，很有說服力。如第3段說明凡是老的、舊的事物都應該死亡。這個道理比較抽象，論證起來不容易，可是魯迅只舉了一個例子就把它說明白了。魯迅說，中國人要子孫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長久，永遠不死;及至知道沒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卻希望自己的尸身永遠不腐爛。如果真的永遠不死，則地面上早就擠滿了人，后人無法容身了;如果真的尸體不爛，則地面上早已堆滿了尸體，連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沒有了。這就從反面證明了上述道理。又如第11——14段，分別舉出宋、元、明、清四個朝代的歷史事實，證明反動統治者唱老調子是只顧自己便利，不管人民的死活，其結果是唱完了國家，唱完了民族。這樣就把深刻的道理寓于歷史事實之中，使聽眾或讀者感到實在、生動。

這篇講演注意用辯論的方法來論證說理。抓住錯誤論調的要害給以反駁，在反駁中說明道理，戰斗性強，有說服力。如當有人說： “我們看這些古東西，倒并不覺得于中國怎樣有害，又何必這樣決絕地拋棄呢?”魯迅反駁說：“是的。然而古老東西的可怕就正在這里。倘使我們覺得有害，我們便能警戒了，正因為并不覺得怎樣有害，我們這才總是覺不出這致死的毛病來。因為這是‘軟刀子’。”不覺得有害，恰恰說明有害。魯迅緊緊抓住關鍵性的一點，進行反駁，說明當本來是借口中國人 “野蠻” 而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改用“軟刀子”，贊美中國古代文化，那就是“叫我們用自己的老調子唱完我們自己的時候，是已經到了”。這樣，寥寥數語，斬釘截鐵，把對錯誤觀點的駁斥和對帝國主義的揭露，緊密地結合了起來，具有極強的說服力，不容對方置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