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祝中俄文字之交》原文與賞析

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里的所謂“勝利”，是說： 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杰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并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它在中國，也沒有出于這例子之外。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的變幻，又在《新小說》上，看見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后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H.Rid-er Haggard)的小說了，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纏綿和菲洲野蠻之古怪。至于俄國文學，卻一點不知道，——但有幾位也許自己心里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面，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為那時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系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面也翻譯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給印度人讀的讀本來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利瑟那(Rama and Krishna)的對話，然而因此也攜帶了閱讀那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菲洲野蠻的故事，是只能當醉飽之后，在發脹的身體上搔搔癢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卻已經覺得壓迫，只有痛楚，他要掙扎，用不著癢癢的撫摩，只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里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 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卻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于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布開去。零星的譯品且不說罷，成為大部的就有《俄國戲曲集》十種和 《小說月報》增刊的《俄國文學研究》一大本，還有《被壓迫民族文學號》兩本，則是由俄國文學的啟發，而將范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有的比創作為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而重譯尤令人討厭。的確，除了《俄國戲曲集》以外，那時所有的俄國作品幾乎都是重譯的。

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們雖然從安特來夫(L. Andreev) 的作品里遇到了恐怖，阿爾志跋綏夫(M. Artsybashev)的作品里看見了絕望和荒唐，但也從珂羅連珂 (V. Korolenko)學得了寬宏，從戈理基(Maxim Gorky)感受了反抗。讀者大眾的共鳴和熱愛，早不是幾個論客的自私的曲說所能掩蔽，這偉力，終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的紳士也重譯了都介涅夫的《父與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譯著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了。

這之間，自然又遭了文人學士和流氓警犬的聯軍的討伐。對于紹介者，有的說是為了盧布，有的說是意在投降，有的笑為“破鑼”，有的指為共黨，而實際上的對于書籍的禁止和沒收，還因為是秘密的居多，無從列舉。

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

有些人們，也譯了《莫索里尼傳》，也譯了《希特拉傳》，但他們紹介不出一冊現代意國或德國的白色的大作品，《戰后》是不屬于希特拉的卐字旗下的，《死的勝利》又只好以“死”自傲。但蘇聯文學在我們卻已有了里培進斯基的《一周間》，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微支的《鐵流》;此外中篇短篇，還多得很。凡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槍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讀者大眾的懷里去，給一一知道了變革，戰斗，建設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對于蘇聯的“輿論”，剎時都轉變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許多報章，總要提起幾點蘇聯的好處，有時自然也涉及文藝上：“復交”之故也。然而，可祝賀的卻并不在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將要滅頂的時候，只要抓得著，是無論“破鑼”破鼓，都會抓住的，他決沒有所謂“潔癖”。然而無論他終于滅亡或幸而爬起，始終還是一個自利者。隨手來舉一個例子罷，上海稱為“大報”的《申報》，不是一面甜嘴密舌的主張著“組織蘇聯考察團”(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評)，而一面又將林克多的 《蘇聯聞見錄》 稱為“反動書籍” (同二十七日新聞) 么?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復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卻不因此而進退; 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長出什么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斗，變革，戰斗，建設，戰斗，成功。

在現在，英國的蕭，法國的羅蘭，也都成為蘇聯的朋友了。這，也是當我們中國和蘇聯在歷來不斷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擴大而與世界結成真的“文字之交”的開始。

這是我們應該祝賀的。

十二月三十日。

【析】 《祝中俄文字之交》寫于1932年12月30日，是一篇贊頌俄國文學和社會主義蘇聯，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御用文人反共反蘇丑惡面目的雜文。

1932年12月12日，國民黨為了緩和外交困境并挑起蘇聯和日本的矛盾沖突，以便于集中精力剿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革命，同蘇聯恢復了外交關系。剎時間，魔鬼的口中噓出了一陣陣虛假的甜嘴蜜舌的贊頌蘇聯的聲浪。在這情況下，魯迅寫了《祝中俄文字之交》，提醒人們注意復交的可“祝”之處——通過對俄國文學的介紹來學習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中俄文字之交” 包含著兩層意思： 一是指出國民黨同蘇聯的“復交”不是政治思想的交流，這是他們的反動本質所決定的; 一是號召革命的或進步的文藝工作者要善于抓住這有利時機，更多地引進和學習俄國文學，因為“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的朋友”。

俄國文學之所以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便在于它使人們明白了世界上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種人，在對黑暗現實的剖析中，真實地反映了被壓迫者 “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斗”的歷程;十月革命后的蘇俄文學，在科學社會思想的指導下，描繪了翻身的“像了人樣”①的工農 “變革，戰斗，建設，成功”的風貌，成為世界文壇上一束鮮艷的芬芳四溢的奇葩。魯迅推崇和頌揚俄國文學，一方面在于俄國文學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杰出”“給與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一方面也在于他那強烈要求社會變革的美學理想與俄國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透過俄國文學那敢于直面人生的現實主義筆觸，魯迅不僅看到了被壓迫者自身解放的途徑，并且掃除了他過去“對于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并且懷疑”的陰霾，更“確切的相信無產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②。

是的，階級社會中的文學，都帶有某種程度的階級性，而那些表現了被壓迫者反抗戰斗的文學，必然為反動階級所不容。在“百年魔怪舞翩躚”的黑暗的舊中國，俄國文學的介紹傳布 “自然又遭了文人學士和流氓警犬的聯軍的討伐。對于紹介者，有的說是為了盧布，有的說是意在投降，有的笑為‘破鑼’，有的指為共黨，而實際上的對于書籍的禁止和沒收，還因為是秘密的居多，無從列舉”。反動的統治階級對俄國文學的扼殺禁壓，可謂絞盡腦汁，搜枯索腸。然而，這種蚍蜉撼樹之舉，并不能阻遏俄國文學在中國 “紹介進來，傳布開去”。隨著時代的前進，隨著人們思想意識的不斷提高，俄國文學在統治階級的明槍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讀者的懷里去”。

俄國文學的生命力是旺盛的，這和它的國際主義是分不開的，它以“了解感覺和推測國家的未來，本國人民的命運和本國在世界上的作用”③的宏深思想和技術的杰出，吸引和啟發了弱小的被壓迫的民族：愛國主義是被壓迫民族自身解放的源泉，而對人類社會來說，愛國主義必須和國際主義緊密地聯結統一，被壓迫民族只有放眼于人類世界，“擴大而與世界結成真的‘文字之交’”，讓民族的立場和階級的立場相一致，才能建立真正平等和諧的人類社會。這也是“中俄文字之交” 的又一現實意義。

以感情作為內在邏輯力量的夾敘夾議，是這篇雜文最重要的藝術手法。作品以正面的敘述議論為主，含蓄而不晦澀，概括而不抽象，全面地多角度地闡述了俄國文學在我國“宛轉曲折的生長”④的艱難歷程，突顯和深化了主題。嚴肅與諧趣、冷峻與輕松的有機結合，“使文章增添了活氣”⑤，加強了文章的藝術感染力和凝聚力。比如作者在揭露國內反蘇分子的“自利”面目時道： “隨手來舉一個例子罷，上海稱為大報的 《中報》，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張‘組織蘇聯考察團’(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評)，而一面又將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稱為 ‘反動書籍’ (同二十七日新聞) 么?”以“甜嘴蜜舌”和“反動書籍”作為比較，既形象地揭示了反蘇分子的虛假與本質，又讓人們在對敵人的嘲諷中去冷靜思考中蘇復交的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