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忽然想到》原文與賞析
五
我生得太早一點,連康有為們“公車上書”的時候,已經頗有些年紀了。政變之后,有族中的所謂長輩也者教誨我,說:康有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為;有者,“富有天下”,為者,“貴為天子”也。非圖謀不軌而何? 我想: 誠然。可惡得很!
長輩的訓誨于我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為極應該的,但有時心里也發生一點反抗。心的反抗,那時還不算什么犯罪,似乎誅心之律,倒不及現在之嚴。
但這心的反抗,也還是大人們引壞的,因為他們自己就常常隨便大說大笑,而單是禁止孩子。黔首們看見秦始皇那么闊氣,搗亂的項羽道:“彼可取而代也!”沒出息的劉邦卻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我是沒出息的一流,因為羨慕他們的隨意說笑,就很希望趕忙變成大人,——雖然此外也還有別種的原因。
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在我,無非只想不再裝死而已,欲望也并不甚奢。
現在,可喜我已經大了,這大概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罷,無論用了怎樣古怪的 “邏輯”。
我于是就拋了死相,放心說笑起來,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經人的釘子:說是使他們“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們的世界,現在是少年們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們雖異,而其禁止說笑也則同。那么,我的死相也還得裝下去,裝下去,“死而后已”,豈不痛哉!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遲一點。何不早二十年,趕上那大人還準說笑的時候?真是“我生不辰”,正當可詛咒的時候,活在可詛咒的地方了。
約翰彌耳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卻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道有效,這才漸近于正經的活人。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四月十四。
六
外國的考古學者們聯翩而至了。
久矣夫,中國的學者們也早已口口聲聲的叫著“保古! 保古! 保古! ……”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種,也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翩而至了。
長城久成廢物,弱水也似乎不過是理想上的東西。老大的國民盡鉆在僵硬的傳統里,不肯變革,衰朽到毫無精力了,還要自相殘殺。于是外面的生力軍很容易地進來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至于他們的歷史,那自然都沒我們的那么古。
可是我們的古也就難保,因為土地先已危險而不安全。土地給了別人,則“國寶”雖多,我覺得實在也無處陳列。
但保古家還在痛罵革新,力保舊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書,每部定價幾十幾百元; “涅槃! 涅槃! 涅槃!”佛自漢時已入中國,其古色古香為何如哉!買集些舊書和金石,是劬古愛國之士,略作考證,趕印目錄,就升為學者或高人。而外國人所得的古董,卻每從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風一同流出。即不然,歸安陸氏的皕宋,濰縣陳氏的十鐘,其子孫尚能世守否?
現在,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翩而至了。
他們活有余力,則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幫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這雖然可惡,卻還不奇,因為他們究竟是外人。而中國竟也有自己還不夠,并且要率領了少年,赤子,共成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者,則真不知是生著怎樣的心肝。
中國廢止讀經了,教會學校不是還請腐儒做先生,教學生讀“四書”么?民國廢去跪拜了,猶太學校不是偏請遺老做先生,要學生磕頭拜壽么?外國人辦給中國人看的報紙,不是最反對五四以來的小改革么?而外國總主筆治下的中國小主筆,則倒是崇拜道學,保存國粹的!
但是,無論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為難的,而況保古。現狀就是鐵證,比保古家的萬言書有力得多。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 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保古家大概總讀過古書,“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該不能說是禽獸行為罷。那么,棄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
四月十八日。
【析】 《忽然想到》五、六,原為兩篇,寫作和發表于不同時間,后合并入集。因其內容既有聯系又各有側重,兩篇合起來,則更有助于理解。
《忽然想到》(五)主要揭露統治階級的“暴君的專制”和“愚民的專制”。所謂“暴君的專制”,指的是封建統治階級以及當時的北洋軍閥的專制,所謂“愚民的專制”,指的是封建主義文化的專制。魯迅引約翰彌耳的話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而“我們卻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道有效,這才漸近于正經的活人”,指出“愚民的專制”之危害,尤在 “暴君的專制”之上,“愚民的專制”的實質,在于泯滅人們的反抗意志,豈止此而已,連說笑也被視為是放肆,人人“變成死相”,這實在是一種對靈魂的荼毒,是封建統治者和衛道士們的一種更為陰險毒辣的統治手段;而在暴君的專制下,人們畢竟還有冷嘲,這就是反抗之心未泯的表現,這種冷嘲是一種清醒的人們反抗的另一種方式。兩者相比較,“愚民的專制”危害尤烈。魯迅一直認為,要改變中國,首先在于改變國民的麻木愚昧的精神狀態,因此,他寫道:“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忽然想到》(六)則側重直接揭露那些保古家、國粹家的倒行逆施的行為對民族發展的巨大危害。指出“不能革新的人種,也不能保古的”。文中堅定有力地宣稱:“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這就指明,對于傳統文化的研究和保存,必須是以有助民族的生存、溫飽和發展為條件,決不能被沉重的傳統泯滅了民族的生機。文章批駁中國的保古家和國粹派,是把他們與外國的考古學者們聯系起來的。指出:“他們活有余力,則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幫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這雖然可惡,卻還不奇,因為他們究竟是外人。”指出了那些“幫同保古”的外國考古學者對中國的惡毒用心。但因為他們是“外人”,“雖然可惡,卻還不奇”,“而中國竟也有自己還不夠,并且要率領了少年,赤子,共成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者,則真不知是生著怎樣的心肝”,這當然就不僅僅是迂腐、守舊,而實則是禽獸不如了!
兩則隨感都采用對比的手法來表明作者的觀點和看法。首則以自己年少和“大了”的感受加以對比。來說明“愚民的專制”的實質;末則以外國“幫同保古”的考古學者的行為和中國的保古派、國粹派來對比,既指出“外人”用心之險惡,也指出了中國的國粹派的危害,在對比中把作者的觀點表現得更其鮮明。兩文的感情表達都較為直接。首則的結尾和末則中“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全都踏倒他”,節奏明快,鏗鏘有力,很好地表現了魯迅反對復古主義的堅定的立場態度和對復古主義的國粹派、保古派的憤慨之情,以及對民族前途的憂急,讀之使人動容。文章也寫得生動形象。如說“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把封建主義的思想專制下人們的形象勾畫得活靈活現。又如說“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這個比喻既貼切,也生動,有助于表現作者的思想。
此外,兩則隨感在表現上也有一些不同之處。末則中“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翩而至了”的文字,在作品中三次出現,并提行寫出,既有對于這“有些外人”的險惡用心的憤怒,也帶有警醒的作用,這種手法,首則中就不曾使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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