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忽然想到》原文與賞析

七

大約是送報人忙不過來了，昨天不見報，今天才給補到，但是奇怪，正張上已經剪去了兩小塊;幸而副刊是完全的。那上面有一篇武者君的《溫良》，又使我記起往事，我記得確曾用了這樣一個糖衣的毒刺贈送過我的同學們。現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發見了兩樣東西了：兇獸和羊。但我以為這不過發見了一部分，因為大道上的東西還沒有這樣簡單，還得附加一句，是：兇獸樣的羊，羊樣的兇獸。

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兇獸;但遇見比他更兇的兇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兇獸樣，因此，武者君誤認為兩樣東西了。

我還記得第一次五四以后，軍警們很客氣地只用槍托，亂打那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們則驚叫奔避，正如遇見虎狼的羊群。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群，襲擊他們的敵人時，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觔斗么?在學校里，不是還唾罵敵人的兒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么區分!

我還記得中國的女人是怎樣被壓制，有時簡直并羊而不如。現在托了洋鬼子學說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長之類，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來威嚇毫無武力的同性的學生們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別的學潮的時候，和一些狐群狗黨趁勢來開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學生們么?而幾個在“男尊女卑”的社會生長的男人們，此時卻在異性的飯碗化身的面前搖尾，簡直并羊而不如。羊，誠然是弱的，但還不至于如此，我敢給我所敬愛的羊們保證!

但是，在黃金世界還未到來之前，人們恐怕總不免同時含有這兩種性質，只看發現時候的情形怎樣，就顯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區別來。可惜中國人但對于羊顯兇獸相，而對于兇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兇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

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什么東西進去，只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兇獸時就如兇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

那么，無論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里去。

五月十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報》的“顯微鏡”下有這樣的一條——

“某學究見某報上載教育總長‘章士釘’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豈能為吾儕衛古文之道者乎!’”

因此想起中國有幾個字，不但在白話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幾乎不用。其一是這誤印為“釘”的“釗”字，還有一個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還有留遺。我手頭沒有《說文解字》，釗字的解釋完全不記得了，淦則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們現在要敘述船漏水，無論用怎樣古奧的文章，大概總不至于說“淦矣”了罷，所以除了印張國淦，孫喜淦或新淦縣的新聞之外，這一粒鉛字簡直是廢物。

至于“釗”，則化而為“釘”還不過一個小笑話;聽說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錕做總統的時代(那時這樣寫法就要犯罪)，要辦李大釗先生，國務會議席上一個閣員說：“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個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劍?!”于是乎辦定了，因為這位“大劍”先生已經用名字自己證實，是“大刀王五” 一流人。

我在N的學堂做學生的時候，也曾經因這“釗”字碰過幾個小釘子，但自然因為我自己不“安分”。一個新的職員到校了，勢派非常之大，學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見了一個同學叫“沈釗”的，就倒了楣，因為他叫他“沈鈞”，以表白自己的不識字。于是我們一見面就譏笑他，就叫他為“沈鈞”，并且由譏笑而至于相罵。兩天之內，我和十多個同學就迭連記了兩小過兩大過，再記一小過，就要開除了。但開除在我們那個學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還有軍令，可以將學生殺頭的。做那里的校長這才威風呢，——但那時的名目卻叫作 “總辦”的，資格又須是候補道。

假使那時也像現在似的專用高壓手段，我們大概是早經“正法”，我也不會還有什么“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來很有“懷古”的傾向，例如這回因為一個字，就會露出遺老似的 “緬懷古昔”的口吻來。

五月十三日。

九

記得有人說過，回憶多的人們是沒出息的了，因為他眷念從前，難望再有勇猛的進取;但也有說回憶是最為可喜的。前一說忘卻了誰的話，后一說大概是A.France罷，——都由他。可是他們的話也都有些道理，整理起來，研究起來，一定可以消費許多功夫：但這都聽憑學者們去干去，我不想來加入這一類高尚事業了，怕的是毫無結果之前，已經“壽終正寢”。(是否真是壽終，真在正寢，自然是沒有把握的，但此刻不妨寫得好看一點。)我能謝絕研究文藝的酒筵，能遠避開除學生的飯局，然而閻羅大王的請帖，大概是終于沒法“謹謝”的，無論你怎樣擺架子。好，現在是并非眷念過去，而是遙想將來了，可是一樣的沒出息。管他娘的，寫下去——

不動筆是為要保持自己的身分，我近來才知道;可是動筆的九成九是為自己來辯護，則早就知道的了，至少，我自己就這樣。所以，現在要寫出來的，也不過是為自己的一封信——

FD君：

記得一年或兩年之前，蒙你賜書，指摘我在《阿Q正傳》中寫捉拿一個無聊的阿Q而用機關槍，是太遠于事理。我當時沒有答復你，一則你信上不寫住址，二則阿Q已經捉過，我不能再邀你去看熱鬧，共同證實了。

但我前幾天看報章，便又記起了你。報上有一則新聞，大意是學生要到執政府去請愿，而執政府已于事前得知，東門上添了軍隊，西門上還擺起兩架機關槍，學生不得入，終于無結果而散云。你如果還在北京，何妨遠遠地——愈遠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兩架，那么，我就 “振振有辭” 了。

夫學生的游行和請愿，由來久矣。他們都是“郁郁乎文哉”，不但絕無炸彈和手槍，并且連九節鋼鞭，三尖兩刃刀也沒有，更何況丈八蛇矛和青龍掩月刀乎?至多，“懷中一紙書”而已，所以向來就沒有鬧過亂子的歷史。現在可是已經架起機關槍來了，而且有兩架!

但阿Q的事件卻大得多了，他確曾上城偷過東西，未莊也確已出了搶案。那時又還是民國元年，那些官吏，辦事自然比現在更離奇。先生!你想：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時的事，我以為即使在《阿Q正傳》中再給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過山炮，也不至于“言過其實” 的罷。

請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國。我的一個朋友從印度回來，說，那地方真古怪，每當自己走過恒河邊，就覺得還要防被捉去殺掉而祭天。我在中國也時時起這一類的恐懼。普通認為romantic的，在中國是平常事; 機關槍不裝在土谷祠外，還裝到那里去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魯迅上。

【析】 隨感的寫法是自由的，一個小事件、小消息、時令、人物等等各種小小的觸發，都可以帶出深廣的思考。本文便是由《京報副刊》的一篇文章連帶出的思考。武者君在《溫良》一文中把踐踏者與奴隸分別比喻為“兇獸和羊”。作者卻發現了 “兇獸樣的羊，羊樣的兇獸”。對于這種怪獸作者簡明扼要地解釋為“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兇獸;但遇見比他更兇的兇獸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兇獸樣。”如果不是一個對中國歷史了如指掌的人、不是一個對中國現實體察深切的人、是難于發現這一真相的，讀至此，人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洞察力的深刻。

作者以五四以后的學生們為例說明同一種人在不同情形的不同面目。學生們在虎狼一樣的軍警的槍托下是“羊群”，而結成了大群后也做了一些出格的舉動。作者用 “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反話正說，揭露了敵人的兇暴。接著作者從老遠的中國女人被壓制談起，把讀者引入一條歷史的深巷中，女人“簡直并羊而不如”。轉瞬間又把讀者的眼光引到現實中高高的“校長”的位置上。前文稱“中國的女人”，這里稱“她”，這一細微的變動，把“羊”同“她”聯系了起來。而雇用打手威嚇女學生，開除學生等兇獸行徑又出自于 “她”，于是“她”便集羊與兇獸于一身了。雖然作者未指出“她”是誰，讀者卻明白在寫誰，此時楊蔭榆女士也只好暗自叫苦，因為暗指之意甚明，網落罪名只字難覓。這是作者以隱晦、曲折的筆第一次為女師大的學生說話。在女師大風潮中還有一批站在楊蔭榆一邊的右翼文人，也被作者施以了無情的嘲笑。作者用擬物的手法寫他們“在異性的飯碗化身的面前搖尾”。乞憐是羊，但僅是一面，因為“羊，誠然是弱的，但還不至于如此，我敢給我所敬愛的羊們保證!”這是對論敵的一種清醒的認識，提醒人們：那些人的兇獸的一面尚未暴露出來。

“對于羊顯兇獸相，而對于兇獸則顯羊相”，不僅僅存在過去、現在，在將來一定時期內都恐怕還存在，實際上那是國民的“卑怯”的表現，它將危及民族的存亡。在這里作者所進行的廣泛的社會批評，流露出了深廣的憂憤。為了挽救中國，作者寄希望于青年，要求青年用新的戰斗方法，“對手如兇獸時就如兇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這是作者向青年傳授的寶貴的斗爭經驗。最后強調，只有如此，令人詛咒的魔鬼，才會回到地獄里去。

本節緊扣中心論點層層深入，鞭辟入里。形象的比喻增加了議論的具體性，生動性，具有動人的藝術魅力。文章第八節開篇解引笑話，令人啼笑皆非，大名鼎鼎的 “章士釗”被某報誤印為 “章士釘”，隨之又是某學究“愀然”而嘆，以姓名揣度人已屬荒謬，而這位學究居然謬之又謬，謬得可笑，謬得可憎，完全是一幅抱殘守缺的衛道士嘴臉。笑話畢竟只是一個由頭罷了，對“淦”的解釋，也并非作者要作考據，確切的本意不多計較，除了個別人名、地名 “這粒鉛字簡直是廢物”。“淦”字何罪之有?其實作者僅是把它作為文言文的一個典型看待，所以宣布“淦”是“廢物”無異于宣布文言文是具僵尸。掀起文言文逆流的章士釗雖未著一貶詞，然而諷刺的機鋒，又使其如芒刺在背，這種“彎彎曲曲”的措辭其效果往往甚過鋒芒畢露的正面指斥。

“至于 ‘釗’，……; 聽說竟有人因此受害。”是一過渡句，把內容從反對文言復古，引入了對殘暴軍閥的揭露。如果說某學究的“愀然”只是一個令人嗤之以鼻的笑話，那位某閣員卻在鬧一個帶血的笑話。作者模仿某閣員的口吻、聲口畢肖，描繪出了一幅專橫、愚蠢的尊容。循著閣員的可笑邏輯，證實了李大釗是“大刀王五一流人”。把一個堂堂的教授與一個闖江湖的鏢客等而視之，這種荒唐的推論便不攻自破。

由 “釗” 而聯想到做學生時碰釘子的經歷。一位“學者似”的職員叫“釗”為“鈞”，成為“我們”的笑柄，而“我們”卻差一點被開除。盡管如此，作者對職員的無知與滑稽僅是一種取笑罷了，而“大堂上還有軍令，可以將學生殺頭的。做那里的校長這才威風呢”，很顯然矛頭又對準了楊蔭榆。文章上下文過渡得天衣無縫，把“總辦”說成“校長”，看似不經意，卻又頗具匠心。作者的雜文常常在樸實的語言中，暗藏諷刺的鋒芒，使讀者為之笑出聲來。“緬懷古昔”是對楊蔭榆的“高壓手段” 的嘲諷與指斥，其卑劣連清王朝的 “總辦” 都不如，所以 “懷古” 亦即諷今。

本節以一個“釗”字組接全篇，展開廣闊的聯想，體現了放得開、收得攏的章法特點。

第九節是以書信為主體，在信前有一番關于寫此信的想法。關于“回憶”的引文，為信的正文埋下了伏筆。接著引出“高尚”的學者，嘲笑其遠離現實的無聊的研究。所謂“謝絕研究文藝的酒筵”是指那些歐化文人所持的文藝觀念充斥的文壇，“能遠避開除學生的飯局” 則是對女師大開除六名學生自治會干事的旁敲側擊。文章思路看似漫無邊際，仔細品嘗卻結構緊湊，渾然一體，上接“壽終正寢”，下迄“閻羅大王的請帖”，首尾貫通。“不動筆是為要保持自己的身份”是暗刺陳西瀅，因為陳西瀅曾說丁西林不屑為涉及自己的劇評“自低身份去爭辯”。作者申言“動筆的九成九是為自己來辯護”，但在本信中卻不止于辯護。

從信的開頭可知這是一封遲復的信了，所以離不開回憶，也照應了上文。指摘《阿Q正傳》 中抓阿Q用了機關槍，“遠于事理”，本來就是未讀懂小說的指責，是不屑一顧的。作者一兩年后才來不厭其煩地答復，顯然是在借題發揮，其真正用意在于對執政府以機關槍對付請愿學生的殘暴行徑的鞭撻。作者用一種隔岸觀火的口氣對對方說：“你如果還在北京，何妨遠遠地——愈遠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兩架，那么，我就 ‘振振有辭’ 了。”這冷冰冰的言詞，掩飾著作者切齒的痛恨，在這慢吞吞的節奏中，展示出執政府的殺機四伏。與之對照的卻是“郁郁乎文哉”的學生，他們“不但絕無炸彈和手槍，并且連九節鋼鞭，三尖兩刃刀也沒有，更何況丈八蛇矛和青龍掩月刀乎?”這不單是表明學生請愿手無寸鐵，還妙在從阿Q的眼中看學生請愿。如果有九節鋼鞭、三尖兩刃刀等等在阿Q的眼中，自然是“造反”、理應殺頭，而執政府連阿Q都不及，居然對“懷中一紙書”的學生架起了機槍，文章從側面揭露了反動派的虛弱和兇殘。作者繼續以阿Q為幌子，夸大阿Q事件的嚴重性，并意味深長地提醒說“先生!你想：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以現在推斷過去，說“再給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過山炮”也不“言過其實”。表面上為自己寫抓阿Q用了兩架機槍辯護，犀利的筆鋒卻直刺執政府的殘暴。這種以虛寫實的手法，常常使論敵防不勝防，從而施以猛烈的攻擊。最后作者告誡說“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國”，中國的軍閥統治同印度的宗教恐怖一樣，人們常常都可能遭到不測。最后一句“機關槍不裝在土谷祠外，還裝到那里去呢?”頗令人咀嚼。土谷祠乎?執政府乎?歷史與現實在這里交匯。如果說阿Q寄居的土谷祠是一個封建殘殺的象征，那么北洋軍閥執掌的執政府就是封建專制的一個堡壘。

本文以阿Q為由頭，借題發揮，以虛寫實，語言詼諧而潑辣，是“匕首”“投槍”，又能給人“愉快和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