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

兩株桃杏映籬斜，妝點商山副使家。

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詩人替散騎常侍徐鉉雪冤，抗疏論妖尼道安誣告不實，結果反被朝廷貶為商州(今陜西商縣)團練副使。此詩即作于貶商州的次年即淳化三年(992)春。

全詩以“桃杏”花作為中心意象。桃花：“一枝枝綴亂云霞”，“占斷春光是此花”(白敏中《桃花》);杏花：“紅杏枝頭春意鬧”(宋祁《玉樓春》)，都是冬去春來的典型風物。詩人“春居”見“桃杏”盛開，興感雜生，是十分自然的。

首句點出“桃杏”的意象，具體描繪“桃杏”盛開的情狀：一桃一杏故云“兩株”;桃花、杏花皆紅色，而一旦二者傾斜于竹籬之旁，相互映照，益發如錦似霞，春光爛漫。“映”字頗傳神。這一句暗點詩題之“春”意。

次句由花而引出詩人居處，暗點詩題之“居”意，“商山副使”乃詩人自稱。商山在商州東南。團練副使是一個安置貶謫官員的閑職。作為一個“心有屠龍奪明珠志”(劉斧《青瑣高議》)的有志之士，詩人對其無所作為的處境甚感苦悶、憤懣，故其詩中有“副使官閑莫惆悵”(《寒食》)，“從今莫厭閑官職”(《春居雜興》)之類的牢騷語。而且商州屬荒涼偏僻之地，其《七夕》所謂“山城已僻陋，旅舍甚叢脞”也。居于此亦生“此心牢落共誰論”(《日長簡仲咸》)的孤寂之感。鑒于此，詩人對“妝點”陋居風光的“兩株桃杏”倍加珍惜。它們不僅為“商州副使家”增添了生氣與色彩，作為詩人“郡僻官閑”(同上)時空環境中進行審美觀賞的對象，聊以排遣單調乏味的時光;同時亦可作為宣泄內心郁憤的對象，借以慰藉痛苦的心靈。因此，這新春的“桃杏”對詩人來說并非等閑之物。

但是，命運似乎處處與詩人作對。就是這唯一的精神寄托之物亦不為造物所容：“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詩人筆鋒陡然一轉，作者的審美感情由喜悅而變為憤慨。這種感情正是詩人“興”之所在。“春風”在詩人筆下被擬人化，與李白《春思》云“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系同一手法。但“春風”不是溫馨、多情的春的使者，倒像一個毀滅美好之物的無情“殺手”。它硬是吹折了數枝紅艷的桃杏花枝，甚至連那于花枝上歌唱的春鶯亦遭殃(說“鶯吹折”屬于詩“無理而妙”之法，不必拘泥于字面)，留給詩人的只是殘枝落紅的凄慘景象。“桃李”何罪?春鶯何辜?竟遭此厄運!這兩句寫詩人惜“桃杏”亦即自惜命途多舛。語意蘊藉，詩旨深厚。詩人謫貶商州時的憤懣全借此責問之句發泄出來，正所謂“發憤以抒情”(屈原《九章·惜誦》)也。詩人原有的一點“春居”喜悅此至被破壞殆盡，而且更深地陷入牢落無偶、孤寂凄涼的心境中。據《蔡寬夫詩話》，詩人之子嘉佑指出后兩句與杜甫詩“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絕句漫興九首》之二)相近，“請易之”，但詩人卻喜云：“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邪?”又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后進，敢期杜甫是前身?”(《自賀詩》)終未改寫。這說明詩人并非有意抄襲杜詩;或許杜詩早藏于詩人潛意識之中，一旦與眼前情景吻合就自覺躍入詩人筆下。

此詩風格平易，學白居易;感情沉郁近杜甫，與宋初輕佻浮華之風迥異，可見其力挽宋初詩壇頹風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