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于亂，以至于秦，盡除前圣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于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余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于善行，離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煩；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

由唐、虞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余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并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余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余年而未遇極治之世也。非獨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凱之于舜，伊尹之于湯，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余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后千有余年，雖孔子之圣、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跡，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鑒矣。

茅鹿門曰： 文格似弱，而其議則正當。

張孝先曰： 唐太宗之治雖未及于古，然三代以下言治者必以貞觀為極盛。由太宗有其志，有其材，而遂有其效也。其論太宗為政于天下，著其所以得而又原其所以不及于古者，炯炯如指上羅紋。子固留心經世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