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原文|注釋|賞析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 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書。

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 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圣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 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是蘇軾21歲參加貢考時的應試文章。題目出自《尚書·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從重”二句下的孔安國的傳注：“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孔注的意思是，給人定罪時發生了疑問應該從輕;給人記功獎賞時有了疑問就要從重，這樣獎罰真是寬厚仁愛到極點了。本文曾得到當時的主考官宋代大散文家歐陽修的激賞，原因是文思精深，論據有力，“詞語甚樸，無所藻飾”，擺脫了當時文風磔裂詭異的弊病。蘇轍在《東坡先生墓志鉻》一文中說過：“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置公第二。”確實如此，當時以翰林學士的身份主持貢舉考試的文壇領袖歐陽修，為了徹底刷新文風最后恢復和重新確立古文的領導地位，使新的古文運動創造性地發展，在錄取中堅決摒棄了當時科場仍然盛行的雕章麗句的四六時文，而選中了一批寫得明快暢達，樸實渾厚，文從字順的文章，其中包括蘇軾、蘇轍和曾鞏等人。當然，并不只是因為蘇軾等人的文章形式適應了北宋古文和“時文”斗爭的需要，而是在內容方面也是符合北宋新古文運動的要求的。比如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要體現的“忠厚之至”的精神就和歐陽修的政治觀念是一致的。

全文共五段。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劈頭以感嘆古代盛世刑賞忠厚之至開篇，頗有氣魄。接著，作者概括古之賢君的作法是，只要誰有一點好處，就及時獎勵他，又及時歌頌他、贊美他; 用來表示對他良好開端的歡迎，并勉勵他堅持到底。誰有了錯誤，就及時懲罰他，但又憐憫他，要他引以為戒; 幫他改正往日的錯誤，又鼓勵他邁開新的步伐。這里不但表明了蘇軾有豐富的歷史知識，而且自然地流露出他對古代盛世及圣賢們的崇拜和向往。蘇軾復雜的世界觀中包含著儒家思想，所以他和古代圣賢們產生共鳴，就不是偶然的了。本文的核心就是主張以仁政治國，所以首段實際上已表達了本文的中心論點，可以說是開宗明義。

第二段，作者寫到雖世衰而忠厚猶存這一歷史事實。“成、康既沒”一句，自然地從上段過渡到了本段，把歷史從遠古夏商時代拉近到了周穆王時代，此時“周道始衰”，雖然“周道始衰”，但一個“然”字，一個“猶”字，意思不但發生了轉折，還強調了穆王沒有因為周朝政治開始衰落而無所作為，而是依然身體力行，實行法制并充滿了仁愛之心。文中寫道，穆王的話飽含憂慮而無害人之意，充滿威嚴而不發怒，對于犯罪的人顯得慈愛而又能果斷地加以處理，對無罪之人則抱有同情愛憐。你看，這不是刑賞忠厚之至的榜樣嗎?

本段以“《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結束，用孔注的意思解釋了“《尚書·大禹謨》 中的名言”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蘇軾緊緊圍繞應該仁政治國這一中心進行議論，是承接首段具體論述“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即忠厚之至這一思想的。

第三段，以唐堯對兩件事的態度作為實例，說明他的忠厚之意。一件事是皋陶三次說要殺死一個人，而唐堯卻三次說要饒恕他; 另一件是四岳提議任用禹的父親鯀，而唐堯反對，但是不久又說“讓他試試看!”對堯的舉動，蘇軾寫道：“圣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意思是說，圣人在刑賞時的忠厚心意可以想見了。本段結尾，作者直接引《尚書》原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無恨慨嘆和贊美古代圣賢在治人方面忠誠厚道的胸懷，嘆服《尚書》把刑賞忠厚之至的含義已經說得淋漓盡致了。同上一段一樣，緊扣中心觀點，先寫事例，而后引經據典地加以論證，說理透辟，結構嚴謹。蘇軾早年寫的議論文有一個特點，即“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本段言“皋陶曰‘殺之’三”一事便是一例。蘇軾用此事要說明法官要嚴格執法，而君主要寬厚愛人。據說，他考取進士之后去謁見主考官歐陽修，歐問他所論見于何書，他回答說：“何須出處?”政論文里并不允許虛構史實，這不過說明了蘇軾要求擺脫史書的束縛，自由大膽地表達意象的一種創作精神，這也是莊子文章表達自由、聯想豐富特點對他的影響。

第四段由兩個自然段組成。如果說前三段是借古人古事古書幾方面論述、是擺歷史事實、引用經傳的話，那么本段則是在前面的基礎上展開議論、進一步對立論進行深化。“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人于忍人。”所以作者得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的結論。在這里闡釋了古之圣賢“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的原因。蘇軾寫道：天下人做好事是賞賜不盡的，而爵位俸祿并不足以作為對他們的獎勵;天下人做壞事是處罰不完的，而刀鋸并不足以殺死他們，“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仁”。這里點出了先王凡是賞罰有了疑問，都用仁慈寬容態度來處理的原因。先王所以這樣做的根本目的又是什么呢?“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這就是說，用君子、賢人的方法來對待天下的人，使天下的人都相率按照君子、賢人的方法作人，最終達到仁政治國的根本目的。蘇軾曾說：“好觀前世盛衰之跡，與其一時風俗之變”(《上韓太尉書》)。作者在少年時期就積極關心當時社會的人情風俗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措施，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感到不安，希望加強封建王朝的統治。他26歲時寫了《策略》、《策別》、《策斷》共二十五篇政論文，集中反映了他早期從儒家的政治理論出發，革新弊政的愿望。《刑賞忠厚之至論》最早表達了他治國要行寬仁之政、通上下之情的主張。在充分議論之后，作者以扣題之筆“故曰忠厚之至也!”收束全段，無懈可擊。從語言上講，本段或短句、或長句，準確犀利，嚴謹周密，語句節奏明快，氣勢強盛，明晰透辟，雄辯滔滔。由此可以看出蘇軾政論文縱橫上下，議論馳騁，明快鋒利，氣勢雄渾的特點。

最后一段是全文余波。作者引用《詩經》“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來說明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喜怒、愛憎，要以仁慈為原則考慮和處理問題，強調要效法《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要體現“忠厚之至”的精神。結尾落腳在治國治人要實行仁政，作為向封建統治者的進言，這是他從幼年時代就接受豐富的封建文化的教養和熏陶的結果。從結構上講，和開頭作了呼應，真是天衣無縫。

還需提及的是：全文主要以古人古事古書立論，每述一事便斷以婉言警語。如第二段敘穆王之事以后，引孔安國的傳注;第三段寫完唐堯、皋陶不同作法之后便引用《尚書》; 末段則開始就擺出了《詩經》。據說蘇軾少年時讀書，一本書分作數次誦讀，每次都注意一個方面的問題，這樣可以分門別類地掌握書中的不同內容，他自稱這是“八面受敵”的方法。所以，每當臨文他都可以聯系古今史實和前人論著，旁征博引，聯想發揮，反復說明，“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 (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鉻》)。由于這樣的特點，使人感到蘇軾的文章，尤其是早年的政論文歷史內容比較豐富。從語言方面看，本文平易暢達、簡樸自然、文從字順，和晚唐以來綺靡晦澀的文風迥然不風。

綜上所述，蘇軾在此文中從儒家的政治理論出發，廣引事實加以論證，觀點鮮明，結構嚴謹，文筆縱橫恣肆，語言明白曉暢。但是，由于作者涉世尚淺，少年讀書專為應舉，過著書齋生活，所以議論不免有些空泛，在獎罰問題上有的看法也不盡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