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王安石《書李文公集后》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于不遇者甚眾。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于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不忍于小人可也。為史者，獨安取其怒以己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為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為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

方其不信于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為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為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后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為賢，仆仆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為賢歟?

文章貴簡潔。列夫·托爾斯泰曾經指出：“簡潔是美的必須條件。”同時文章貴曲折。朱熹有句名言：“文須錯綜見意，曲折多姿。”又要簡潔，又要曲折，看起來象是一對矛盾，因為曲折往往要寫細寫詳，不容易簡潔。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就要講“尺水興波”之法，雖然是詩文小品，也可以做到波瀾起伏，出人意表。著名散文大家王安石的《書李文公集后》就有這樣奇妙的藝術魅力。

書后是一種文體，就是寫在書后、文后的說明文字或議論文字。雖說它的性質相當于跋，但更接近于今天的讀后感。做為大詩人和散文大家的王安石，首先是封建社會的大政治家。他的詩文總是有感而發，善于翻新出奇，他主張：“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在這篇《書李文公集后》中，他從李翱非難董仲舒的文章談起，贊頌了李翱以推賢進善為急，好惡分明的高尚品質。全文僅三百余字，寫法上抑揚頓挫，曲徑通幽，很值得鑒賞。

文章起句驚人，“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文公指李翱，他是唐代散文家與哲學家，唐貞元十四年中進士，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死后謚號曰文，后人稱李文公。董子是董仲舒，漢武帝時人，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句話意思是，李翱責難董仲舒寫《士不遇賦》，可惜李翱對自己要求也不嚴。董仲舒作《仕不遇賦》是抒發文人不遇明主的感慨，李翱認為不該發此牢騷。而王安石矛頭顯然對著李翱，說李翱言行不一，自己也未能身體力行，就非難別人。

李翱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參加者，他從師韓愈，史書稱他的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宋代的詩文革新運動繼承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優良傳統，工安石也是這一運動的積極參加者，現在，他竟然說李文公“自待不厚”，與史書見解不同，這是為什么呢?讀者當然要弄個明白，而這也正是王安石故作驚人之筆的目的，“起句當如爆竹，驟響易徹”，讓讀者精神一震，重視此文，才能領略其后的妙處。作者接著論述說：“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于不遇者甚眾。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這里，王安石以《詩經》和孔子為例，說明發牢騷古已有之，未可厚非。司馬遷說過：“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也。”在《詩經》中，牢騷，怨恨，不平之聲確實很多，如《相鼠》 中寫道：“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牢騷甚至到了詛咒的程度。由于《詩經》在當時文人中的聲譽很高，以此做例，說服力極強。孔子，在宋代更被抬高到儒家創始人高度，可他也曾悲哀地說：“鳳凰再也不飛來了，黃河也不出現背上負圖的龍馬，我的道大概永無實現之日了!”鳳凰古稱瑞鳥，雄曰風，雌曰凰，據古代傳說，大舜時出現過鳳凰，周文王時鳳凰曾鳴于歧山，證明圣人出，鳳凰至。伏羲氏的時候，黃河中龍馬背負圖而出，伏羲據此畫八卦。孔圣人也有過灰心哀嘆的牢騷之言，更證明發牢騷是人之常情，所以，李翱非難董仲舒，很難說是理直氣壯。王安石論證到此，足以駁倒李翱的說法。但作者并未止于此，緊接著說道：“文公論高如此，及觀于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意思說李翱論調這樣高，可是一觀看史書，他自己職務不稱心，就以斥責宰相為痛快的事情。李翱曾因不得志，當面拜見宰相李逢吉，指責其過失。這在新舊唐書《李翱傳》中均有記載。王安石又用李翱本身之行做李翱之言的反證，來說明“惜其自待不厚”論點的正確。至此，作者用兩層筆墨將李翱所說接連否定。這是作者的真正意圖嗎?否，王安石筆鋒一轉，說：“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妙在最后一句，意思是說：不能單從言語上信一個人這個觀點很早就有了。比起行動來，言語是次要的。王安石以李翱本身事例分析說：“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不忍于小人可也。”意思是說：即使這樣，這宰相名聲與實際本來有可挑剔之處，他確實是個小人哪，所以文公發泄不滿，是不能再忍受小人之氣了。作者象個高明的畫家，先畫出一幅李文公不快的面貌。在讀者心中形成抑筆，然后旁添一小人，則李文公怒之有理，可親可敬。這種欲揚先抑的筆法，正是“尺水興波”的一種寫作技巧。先用抑筆，出人意外地貶斥君子，引起讀者注意，而后一揚，說明其特定條件，前后對比強烈。形成波瀾起伏的效果。在肯定李翱不滿足“不忍于小人”而發之后，作者評議說：“做史書的人，怎么單選取李翱的激怒行為而失去其秉公書史的職責呢?世上的目光短淺之人，本來就喜歡用利害關系的心理來衡量君子，認為抵觸宰相會招災惹禍，不是出于私人恩怨，不會這樣做。”作者通過駁斥目光短淺之人的說法，肯定了李翱斥責宰相是出以公心。這個事實證明了不能單憑一個人的只言片語去衡量他。做出結論說：“文公的好惡，都是出于感情太過分的緣故罷了。”作者巧妙地把言行不一的問題轉化到由于好惡的感情過分而造成的態度問題。仿佛在一潭池水中投一石子，落起的波紋掩飾了水質的清濁，又給觀者帶來美的愉悅。自然、這在邏輯上有偷換命題之嫌，但我們大可不必苛求古人，只須留意作者的抑揚手法。

第二段才是作者本意的流露。作者熱情贊頌：“方其不信于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為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為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后已。”請看，李文公為了使義理伸張于天下，以推舉賢達忠善之人為急切之事。即使有一個賢士沒得到發揮才能的機會，李翱也會吃不香，睡不著，盡力為之奔走呼吁，直到賢士得到任用才算安心。這樣熱烈地愛其所愛，是多么可貴，多么難得啊!這樣說來，愛憎分明，過分一些，也是為國為民之舉，有何過失呢?作者贊美之情，溢于言表。一士之不顯，李文公寢食不甘，多么強烈的襯托，語言之精練，描繪之形象，真是一字不移，呼之欲出。

為什么說李文公：好惡“過其分”呢?原來作者認為：“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為賢，仆仆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意思是一個人的升降進退，都是天命不同決定的。李翱并非高官顯貴，但他把王公大人的職責當作自己的本分，自認為為國，煩勞地奔走忘了自身的疲倦困苦，難道是個知道天命的人嗎?

作者曾大義凜然地說過：“天命不足畏!”這里卻說是人各有命。固然有其不徹底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對那些因天命而世襲王公貴族一伙的氣憤，他們尸位素餐，而李翱以天下為己任，對此多么鮮明。作者引用《禮記》上的話說：“道義難于實行，因為賢者超越了它，愚笨不肖者達不到它。”作為大政治家，王安石是非常重視道的貫徹實行的。他提出了“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里相濟”的觀點。道義是治理天下之根本，那么李翱達不到行道的目的在于什么原因呢? 王安石篇末點題說：“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為賢歟!”就是說，李翱屬于超越道義的賢者。作者雖然看到了李文公的過分之缺點，但肯定這是賢者之過。從開篇“惜其自待不厚”的奇筆，到肯定李文公“所以為賢”的結論，作者運用抑揚的技巧，造成強烈的反差，形成轉折起伏。作者先抑后揚，語調轉換絲毫不覺得生硬，在于虛實結合，舉例巧妙。言行不一當然不好，但這是虛寫，轉入李翱抵觸宰相，這是實寫。在宰相是小人的情況下，那么抵觸不但不為過失，更顯其忠正耿直。這樣一虛一實，一反一正，抑寫是虛放煙幕，而揚寫才是奇峰突起，令人仰視。作者行文轉折峭勁有力，正是他的獨特風格。

王安石以欲揚先抑的筆法贊揚李翱的賢者之過，決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的。王安石變法，為求北宋中興，其阻力之大，竟使其兩度罷相，攻擊變法者大多抓住變法的某些過失，吵吵嚷嚷。王安石熱情地肯定賢者之過遠勝于“不及的愚者”，正是鼓勵那些志同道合的變法官員，要以推賢進善為急，不怕小的失誤，取得變法的成功。本篇雖然是一篇讀后感，也是他具有宏大政治抱負的生動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