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后》原文|注釋|賞析

歐陽修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游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

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夸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于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茍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

后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學者亦漸趨于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余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

嗚呼!道固有行于遠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時，而師法于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

予之始得于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于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于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

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畫頗精于今世俗本，而脫謬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 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于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此文是歐陽修的一篇書文題跋。古代文體中“跋”與“序”雖略有差別，亦屬同類。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中指出：“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謂盡矣。其后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于末簡，而是謂之題跋。”唐以前，序或于書前、或置文后，并無硬行規定。宋時，以“跋”名篇者漸多，且專置于后，序跋似因之得以區分。直至久沿成習，使跋成為序的補充。古文中的“跋”尚有“后序”、“書后”、“題后”等別稱。而古人引申“足后為跋”之語義，又辟出“跋尾”一詞。《新唐書·謝無量傳》稱“貞觀御書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請以宰相聯名跋尾。”可見題跋成文或即由最初的署名跋尾而來。

考歷來序跋之文，尤貴在精實，貴在嚴詰。清末桐城派古文家林琴南氏慨嘆“惟書序最難工”，所謂“王介甫序經義甚精;曾子固為目錄之序，至有條理; 歐陽永叔則長于敘詩文集。”此語得之于對歷家理論與實踐的總結和研探，出自肺腑，堪稱的評。然而，跋與序在結撰與寫法上終有其所異同之處。或以“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戒，各有所為，而專以簡勁為主”(《文體明辨》); 或“宜平時窺涉博覽，運以精思”，對序跋書文，“尤必加詳閱，果能得其精處，出數語中其要害”(《選評古文辭類纂》)。歐陽修曾作《集古錄跋尾》400多篇，行文簡短切實。后世有稱歐陽永叔為開啟以“跋”名篇之風者，此說雖無考，但其“長于敘詩文集”的褒獎，抑或可見證于此篇《記舊本韓文后》。

文題所示“舊本韓文”，當指舊本《昌黎先生文集》。據考訂，韓愈文集最早的編訂者乃其弟子李漢，史載宋代散文家穆修亦曾親自刻印韓柳文集在京城出售。在歐陽修力挽文壇風氣之初，凡二百年間不傳韓柳之古文久矣。因此，作者偶得“舊本韓文”，讀后益發堅定了繼承韓柳古文傳統，革除文壇積弊的信念，而舊本的彌足珍貴更非同一般。由文意推論，這篇題跋約撰于宋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離偶得“舊本韓文”已近五十年，而距歐陽修“舉進士及第”也有三十年了。雖時過境遷，但作者睹物撫憶，仍不免感慨萬端，文思亦油然而起。題跋即以此“舊本韓文”為線索，運大家之手筆，更獨具匠心。行文從“舊本韓文”的橫遭冷落，置之以廢舊書簏寫起，歷數其被發現、珍藏、補綴、校訂，直至“韓文遂行于世”，“學者非韓不學”的經歷。作者有感于一本書的變化遭際，借以抒發個人堅持古文之志，而力追“韓氏之文之道”乃其“志乎久而已”。全文或敘事、或議論，皆寓理于事，而事理分明。而謀篇布局的敘議得當，簡略自然，首尾照應;語辭的平易流暢，情文相生，深入淺出，尤可見一代宗師歐陽修的文章風范。

全篇可讀作三段六節。

前三節以追憶的筆觸敘述往事。作者用筆紆徐宕漾，簡略暢達。將二百年古文之興廢，三十年文壇之風云，統隱寓于感慨滌婉，發人深省的回顧敘記之中。而文壇時文、古文的消長更是歐陽修所親身經歷。其中的風雨坎坷、進退悲善，唯有北宋詩文革新的領袖人物才能詳明。作者偏直筆記實，先寫“予少”家貧而“無藏書”。徑直點出“藏書”二字，立起全文的題旨所出。既與文題緊扣，又別出心裁，不落書文題跋的俗套。首節文字講述“舊本韓文”的發現，寫歐陽修的初識韓文，語辭平易、簡潔，多鋪墊渲染，運文又極見其巧于層迭。“漢東僻陋，無學者”為一層;“吾家又貧，無藏書”又為一層;“大姓李氏”子“頗好學”為一迭;“見有弊筐”“發而視之”更為一迭;至“脫落顛倒無次序”乞以歸，連作二層三迭，遂將得舊本“《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的時間、地點、背景與文壇時尚交待的很清楚。繼而，以“見其言深厚而雄博”、“未能悉究其義”，道出歐陽修初識韓愈之文的印象與感覺。一個“徒”字描刻出作者“猶少”時的膚淺與率真。“浩然無涯”同“深厚雄博”都是指作者初識韓文時的直覺直感，出語信實、誠摯。而“可愛”一詞滿含以少年的心理看待人事，可見晚年的歐陽永叔作“敘詩文集”仍不失當年的童心。不少評家寫鑒賞文字常在無意中將首節一筆帶過。其實，除二層三迭之外，尚有三處絕妙的預作伏筆堪加細論。一是“大姓李氏”子“好學”，襯托下文的“楊、劉之作，號為時文”;一是韓集棄于“弊筐”，“脫落顛倒無次序”，照應著“怪時人之不道”;而“深厚雄博”，“浩然無涯”，則印證了韓愈古文“大施于今”，“學者非韓不學”之必然。首節文字雖淺顯曉暢，卻敘中有議，語含褒貶;而其蘊藉內涵已顯明于敘實記事之中。

相比之下，二、三兩節雖仍以敘事為主，但作者似已著力于闡發歐陽修三十年來宏揚古文，鏟除文風積弊的態度與行動。其間，作者勇于剖析自己當時的難言曲衷，乃本文的一大特色。既不滿于時文的“取科第、擅名聲，以夸榮當世”，亦不得不“從進士干祿以養親”;雖有“喟然嘆曰”，“因怪時人之不道”，又須自責“亦未暇學”，“獨念于予心”而追求“茍得祿”。行文嚴于律己，語調也多沉重，可見歐陽修的心情并不輕松。同是一個“徒”字，此處反見出自嘲自解之意，而“茍得祿”三字則直如嚴厲的自斥，果然，作者又在《與荊南樂秀才書》中對當時“貪祿仕以養親”更極盡責，所謂“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言辭幾近于無情。

行文的“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是指天圣元年 (1023)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因賦卷出韻而未能錄取一事。據《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記載，其試卷或“略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斗而外蛇傷; 新鬼大而故鬼小。’人已傳誦，坐賦逸官韻，黜。”對歐陽修來講，以時文貪祿求仕，以賦卷出韻而遭黜，這兩段“不光彩”的經歷，恰證實了作者對文壇陋習與科場時文的深惡痛絕。并最直接地說明了歐陽修能在嘉佑二年知禮部貢舉時，力排眾議，黜盡以險怪詭異知名者，終于使文風“漸趨于古”。作者于古文的身體力行可見于一斑。而那時“舊本韓文”所給予他的，已不僅是“若可愛”狀，而是“當盡力于斯文”的“素志”了。

從敘事完整來看，前三節當自成一段，從“予為兒童時”，“年十有七”，到“后七年，舉進士及第”，“至于今”; 由“少家漢東”、游州南李氏家，到隨州試舉、“官于洛陽”。行文中時間的順次脈絡，仕途的經歷處所交待的明白準確，給人以詳實可信之感。而“舊本韓文”隨藏于作者身邊幾十年，亦由“發而視之”、“讀之”，到“復閱之”、“補綴之”、“校訂之”，果真是發其精微，“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索志”。文章明寫作者個人的經歷，揭示的卻是文壇風云和變化，平實達暢的字里行間，展現出歐陽修深刻明晰的思想。由中唐韓柳所倡導的古文運動，至晚唐已日趨衰歇。北宋開國百年文壇又承襲五代頹靡之風，兼以西昆體盛行，而楊、劉之時文、“太學體”的險怪奇澀一時充斥文苑。范仲淹曾總結這一時期的特點，所謂“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泊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大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尹師魯集序》) 后世多以歐陽修的這篇題跋文字作為研究北宋古文運動的發展，以及考訂歐陽修創作道路的重要資料。范仲淹氏的見解，或可證作者對“舊本韓文”珍而藏之，“時時獨念于予心”，嘆“學者當至于是而止爾”的真誠與慨然。作者三十年來志于推崇“韓氏之文之道”，涵義已不僅僅在敘記人事。此處以直筆平談映襯“舊本韓文”的“深厚雄博”、“浩然無涯”，題旨深邃已是十分明顯。

四、五兩節是此篇題跋文的暢發議論處。作者闡論“道固有行于遠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以孔、孟為例，揭示韓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的原因，正在于“其道當然”。“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氏之文之道”，歷經時日的磨礪，自然“久而愈明”。此處選來作引證的孔、孟一例，貼切自然。尤以“惶惶”二字形象生動，憑添趣詣于議論之中。作者由大處落筆，論文重道，文字巧用比勘引證，論證簡潔有力。五節又復歸于當時當事。由韓文的“沉沒棄廢”，表明作者學韓并非為“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更不以官位黜陟、進退喜懼為念。三十年學韓柳古文，唯在“志乎久”“志先定”而已。此處議中有論，由小處生發，恰與上文的大處落筆彼此映襯而相得益彰。

末節以照應篇首而自成一段文字。作者指證“舊本韓文”的特點，雖多脫謬，亦“精于今世俗本”。而三十年間補綴、校定不斷，可見歐陽修對舊本的“尤惜”。其惜仍在韓氏文道。全文兩嘆“嗚呼”，一指道固有“遠近”、“貴忽”，而“其理有當然”;二再稱韓氏文道必共尊于萬世，共傳于天下，應并不在一件舊物，表示了志古文以畢生的信念。其前后銜接自如，內容既為題跋所不可缺，亦使結構整飭統一。

世以歐陽修為北宋文壇領袖，稱其于古文有三大貢獻，一是排抑時文，倡學韓柳;二是變場屋風習，提攜人才;三是勤于實踐，多繼承創新。歐陽修的古文理論和創作風格更見于傳世的篇章，獨《記舊本韓文后》別出心裁。貌似平平淡淡，記敘人事，卻辨析三十年文壇風雨，寄寓一代宗師之慨。作者匠心獨運，在紆徐委備、條達疏暢中，勾勒出一幅北宋新古文運動的勃興圖，無疑為后人所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