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韓愈《答尉遲生書》原文|注釋|賞析

韓愈

愈白尉遲生足下：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余。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于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征于愈，愈又敢有愛于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于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氣”作為個人思想道德修養的術語，《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吾養浩然之氣”句，當屬早出;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則是其在文學理論領域的濫觴。以后，“氣”與“文”的關系，歷代多有論述。或以氣為文之風格;或以為其根本。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蘇軾《韓文公廟碑》，《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兼顧二者，力倡“文以載道”、“氣盛言宜”。他從“明道”出發，更重養“氣”，認為只有對“圣人之道”確有心得，“成人”在前，才能“成文”于后。那么，如何養氣呢?他說，“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這樣，就可以做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了(《答李翊書》)。《答尉遲生書》進一步闡發了這種觀點。在這封與青年論文的信中，他著重強調了“君子慎其實”的要旨，并以形象生動的比喻，深入淺出地加以論述。信的形式自由，語言簡練，說理透徹，不失為議論文中的上乘之作。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信的開頭，舍去常見的客套寒暄，開門見山引入正題，看似漫不經意，實則意蘊頗豐：韓愈倡道講學，致力“古文”，頗不為士大夫階層所齒。如今遇到不慕仕途經濟，有志古文的青年，真有“他鄉遇故知”、“酒逢知己”之感，遂不講客套，直言以出。此其一; 從信中可看出，這不是他們之間首次通信，故不需客套，“請繼今以言”，道出這只是互相討論的一個問題，此其二。從表現手法上看，文章形成一種奇峰突起，高屋建瓴之勢，突出主題，給人以深刻印象。是故，“君子慎其實”; 有志為文的人注意自己道德、思想及學識的修養。緊接著，“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因為個人修養的好壞，通過所作文章的差異表現出來，“心茍未明，劬勞憔悴于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涌出，便是至文” (黃宗羲《論文管見》)。所以，為文章者須“慎其實”。這里用邏輯推理的方法，把立論表達得清清楚楚：“文”“有諸其中”，故要“慎其實”;“慎其實”因人而異，故“發”有“美惡”;“發”即“有諸其中”。循環往復，層層相銜，互為論證，脈胳清晰，極有法度。下面，作者旁征博喻，耐心地巧比曲說。“本深而末茂”是自然界人所共知的常識，信手拈來，卻極熨貼工致，形象生動。絲毫無牽強附會，刀削斧刻之痕。接下來，作者文如泉涌，妙筆生風，由自然界的樹木，橫向引喻到人的外貌;“形大而聲宏”; 從外貌到品格，言語，“行峻而言厲”; 到脾氣性格，“心醇而氣和”; 到思維，“昭晰者無疑”;到行狀，“優游者有余”。排比連章，喻句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工致的詞句，音韻平仄的和諧，使文章語調抑揚頓挫，讀來瑯瑯上口，感受到一種藝術美。這里，并不是作者有意堆砌比喻; 所引喻的情事，本身都具有對事物的準確判斷，概括了事物的一般規律，與文字內容融合無跡，具有較強的說服力。生動形象的比喻縱橫仰俯，從各個角度鋪排，不僅使抽象的理論變得具體可感，淋漓盡致地表達了觀點，而且造成行文直瀉而下的氣勢，清晰地顯示了文章的感情脈絡，加強了藝術感染力，使讀者在具體豐富的想象和感覺中對作者的觀點留下強烈的印象，而以對偶警策出現的“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 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的結論，則是極其自然的了。劉熙載《藝概》說：“昌黎文兩種，皆于《答尉遲生書》發之。一則所謂‘昭晰者無疑’，‘行峻而言厲’是也; 一則所謂‘優游者有余’，‘心醇而氣和’是也。”本文正是體現了這些特點。

尉遲生名汾，品學兼優，虛心求教。韓愈對其不慕仕進，矢志為文的作法極為贊賞，“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征于愈，愈又敢有愛于言乎?”字里行間流露出他竭力獎掖后學的熱情，體現了一代宗師的博大胸懷。這里，作者抒發了“有志乎古者，必遺乎今”的感慨。對“在上比肩”的“賢公卿大夫”，“在下比肩”的“始進之賢士”表示極端的鄙薄，“子欲仕乎? 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表明了自己與他們的“道”截然不同。這段，初看與上而論述似乎無大關系;細細揣摩，作者是在說，“君子慎其實”的內容，就是古人之“道”; 同時以世人的行徑為據，從反面論證了觀點。使文章主題突出，全篇渾然一體。

韓文特點之一是善用比喻。這也是唐宋古文一大特色。

我國古代文化作品較早使用譬喻方法的是《詩經》和《論語》。前者有“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之詩(《大雅·抑篇》);后者述“為政以德，譬若星辰，居其如而象星共之”之言(《為政》)。其后，《孟子》、《莊子》、《韓非子》多有譬喻杰作。這些，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很大。然而，佛經“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講諸法”(《法華經·序品》)，“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概其萬一”(《后漢書·西域傳論》)，對韓愈及唐宋古文巧用比喻更起過積極的作用。佛典中有“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虛空，如響，如犍因婆城，如夢，如鏡中象，如化”(《大品般若》)的譬喻，并且總結出“順、逆、現、非、先、后、先后、遍”八種喻。“法非喻不顯，喻非法不生”(唐·華嚴宗大法師法藏語)。觀唐宋散文，這種影響清晰可見。韓、柳、蘇等人文中不僅譬喻手法與佛經時有互見;而且韓愈《獲麟解》與佛著《理惑論》中“麟難識”一節相類;柳宗元《黔之驢》、《蝜蝂傳》分別化自印度古代民間、佛經故事和《舊雜譬喻經》;蘇軾《日喻》則從立意到表達方式都本之于佛經中“盲人摸象”的故事，其“水月之吟(指《前赤壁賦》)蓋自《肇論》，所謂‘不遷’之意，文人冥搜內典，往往如鑿空，不知乃沙門輩家常飯耳”(董其昌《書禪室隨筆》)。作為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在政治上嚴辟佛老，但散文創作上卻自覺不自覺地吸取了佛經優秀的表現方法，并加以消化、揮發，從而形成自己的風格。這也從側面說明了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劉熙載《藝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