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原文|注釋|賞析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岳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忘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并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 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云，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謗;能信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愿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

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

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云鄉，

手抉云漢分天章。

天孫為織云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旁，

下與濁世掃秕糠。

西游咸池略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

追逐李、杜參翱翔，

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沒倒景不可望。

作書詆佛譏君王，

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疑吊英皇。

祝融先驅海若藏，

約束鮫鱷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

謳吟下招遣巫陽。

犦牲雞卜羞我觴，

于粲荔丹與蕉黃。

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發下大荒。



宋哲宗元祐七年 (1092)，潮州 (今廣東潮安縣) 知州王滌在重新修建潮州韓愈廟后，請蘇軾為之撰寫廟碑文。不久，蘇軾就把手書碑樣寄給王滌，這就是著名的《潮州韓文公廟碑》。

韓愈是文學史上杰出的詩人和散文大師。他和柳宗元一起，共同領導了唐代古文運動。他們在“復古”的旗幟下，繼承和發揚先秦散文的優良傳統，建立了一種內容充實豐富、語言新穎獨創、文氣通曉流暢的散體“古文”，一掃六朝駢文的形式主義和浮麗藻飾的文風。唐代古文運動的影響是巨大的，它是宋代古文運動的前驅。但韓柳領導的古文運動，在他們的繼承者手里，逐漸偏離了原來正確的方向。宋初，駢文重新占了上風，“西崑派”雕章麗句，統治文壇達三十多年。歐陽修領導了宋代新的古文運動，成為北宋文壇的領袖。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后的文壇領袖，他的散文藝術的成熟及他在散文史上地位的確立，標志著唐代就已經開始的古文運動的勝利完成。從此，散體古文的統治地位牢不可破，其遺風余響一直到清末，白話文起，古文退出歷史舞臺為止。由此可見，由古文運動的勝利完成者蘇軾來評價古文運動的開山始祖韓愈的貢獻，其意義非比尋常。

在這篇文章中，蘇軾首先高度評價了韓愈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贊頌了韓愈興衰繼絕、匡正文風的歷史功績。他說：“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并起。”寥寥數語概括了韓愈以前七百年間儒學和文學的興衰存亡，指出了問題的嚴重性。這種歷史局面，雖然歷唐朝“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并有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太宗、玄宗時期的賢相的輔治，仍然扭轉不了其衰頹之勢。這種把韓愈的作用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做法，顯示了作者獨到的眼力。有唐一代，政治上海清河晏、經濟上國力強盛，但綺靡之風彌漫文壇，正是在這時，天降大任于斯人，韓愈應運而生。他“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韓愈的古文運動理論第一強調文道統一，“文以載道”;第二提出“惟陳言之務去”，主張文學創新;第三認為文章是作家思想對現實生活的反映，“物不平則鳴”。他的創作實踐以其磅礴的氣勢、汪洋恣肆的風格和精湛的寫作技巧從根本上動搖了駢文一統天下的地位。所以蘇軾認為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他的文章把衰敗八代之久的文風加以振作;他的文學理論把天下人從沉論中予以拯救，這難道不是贊助天地化育，關系國家盛衰，浩然而永存的剛正之氣嗎?把韓愈的功績說成是“參天地、關盛衰”的高度，在這里，蘇軾予以韓愈前所未有的評價，并且以反問的句式加以強調，表達了作者對韓愈的高度敬仰。

韓愈雖然居功至偉，但其一生歷經宦海沉浮，屢遭磨難。韓愈到潮州，正是一個非常具體的例證。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憲宗李純派人迎“佛骨”入宮，長安一時轟動，引起宗教狂潮，韓愈上《論佛骨表》極諫，引起憲宗大怒，命幾不保，幸得朝臣挽救，免死，官貶潮州(今廣東潮安縣)。赴潮州途中寫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的蒼涼悲憤之詩。蘇軾對韓愈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且肯定了韓愈不屈節從人的高尚節操。蘇軾認為天道、人事有所不同，韓愈坎坷的經歷說明他能夠順應天道，為民除害，而不會應付人事，趨炎附勢。韓愈的精誠能夠感天動地，讓彌漫在衡山的陰云散開，能夠馴服鱷魚，使其不危害百姓; 但是，他卻不能使憲宗不受佛教的蠱惑，也不能讓自己免受皇甫镈、李逢吉之流群小的讒害。“開衡山之云”指韓愈貞元十九年 (803) 上書反映關中旱情，被貶為陽山 (今廣東連陽縣) 縣令。憲宗李純即位，大赦天下，韓愈改官江陵府 (今湖北江陵縣) 法曹參軍，北歸途中游衡山時，正逢秋雨連綿，陰云密布。他默禱一番之后，忽然云開日出，得以縱目群山。韓愈《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詩：“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能馴鱷魚之暴”指韓愈到潮州，潮州百姓受害于鱷魚，韓愈寫《祭鱷魚文》令鱷魚遷走，據說文章寫成的當晚，鱷魚即在雷電中離去。韓愈在潮州不足一年，卻能取信于南海未開化之民。“廟食百世”，但不能使自己在朝廷上安身立命，人道、天事竟是如此不同! 蘇軾不禁盛嘆道：“蓋公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這種強烈的對比寫照，既反映了韓愈感天動地的精誠之心，又鞭撻了憲宗的昏庸與群小的卑劣。褒貶之意寓于文中，感情色彩非常強烈。

文章的后半部分，介紹了韓愈在潮州創建文化教育事業的政績和長遠影響，以及當地百姓對他深切的懷念。雖然官貶潮州，但韓愈卻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潮州人民造福。當初，潮州人不懂得學習，韓愈派趙德去給他們當教師。從此，不僅學者們注重品德文化修養，而且這種文風普及到百姓。當地人民對韓愈的懷念之情也是非常深切的，文章選寫了幾件事：一是“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潮州百姓對韓愈的信仰奉若神明。二是朝散郎王滌到這里做太守，“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結果“民既悅服”，王滌提議重修韓愈廟，“民歡趨之……期年而廟成。”寫出了潮州百姓以韓愈為標準來評價官吏的賢愚，以及重修韓愈廟深得人心。三是通過對話反映出雖然韓愈離潮已久，而潮州百姓對他的思念未嘗稍減：“思之至，焄蒿凄愴，若或見之。”通過以上三個事例，說明韓愈雖然在潮州時間短暫，但卻深受潮州百姓的愛戴和敬仰。

文章最后說，潮州人請我把韓愈的事跡寫成碑文，勒石銘文，我又作了一首詩送給他們，讓他們歌唱著祭祀韓文公。蘇軾此時把他所要說的已經說了，但仍然感到意猶未盡，于是作歌曰：“公昔乘龍白云鄉，手抉云漢分天章……”最后兩句“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發下大荒。”潮州百姓對韓愈的緬懷之情已經化作蘇軾對韓愈的無限景慕與追思了。

《潮州韓文公廟碑》是蘇軾的應命之作，雖屬奉命撰文，實為有感而發。蘇軾一生很少寫碑傳之類的應酬文字，如他自己所說：“平生不為行狀碑傳。”但蘇軾對韓愈的道德文章極為推崇;蘇軾與韓愈的創作也有相通之處，后世有“韓潮蘇海”之稱; 蘇軾與歐陽修領導的北宋古文運動以韓愈為宗師;當時蘇軾因“烏臺詩案”官貶黃州，與韓愈坎坷經歷彼此仿佛;這一切，使蘇軾欣然命筆，寫成這篇聲情并茂傳之后世的碑志體散文。文章中所寫的韓愈，是蘇軾心目中的韓愈，在一定意義上，寫韓愈就是寫蘇軾自己。

這篇文章，在藝術上有很強的感染力，是蘇軾文章中膾灸人口的優秀作品之一，是歷代碑文中別具一格的佳作。它有以下一些特點：

第一，文章寫得氣勢磅礴，感情充沛。蘇軾對韓愈的生平業績相當熟悉，但如何寫好這篇文章，卻使他頗感躊躇。相傳他“不得一起頭，行起數十遍，忽得此兩句。”文章起首沒有介紹韓愈生平行狀，而是不拘一格，用“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這兩句精警奇險之句運領全篇，如奇峰突起，出手不凡。然后議論英發，雄辯滔滔，用“申、呂自岳降，傅說為列星”引孟子語錄，縱談天下浩然之氣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這浩然之氣不借形體而自立，不仗外力而運行，不靠生命而存在，不隨死亡而消逝。“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這兩組排此，如江河橫流，不可遏止。然后才筆鋒頓轉，從歷史的興衰中引出韓愈。文章的首段議論縱橫捭闔，明寫先賢的生死蹤跡，暗寫韓愈是參天地、關盛衰、生有來，死有為的非凡哲圣，可與先賢比肩為伍。文章用語精警新奇，振聾發聵。象“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論人至此，評價之高，堪稱響遏行云。如此宏大氣勢，一是由于韓愈的豐功偉績，二是得力于蘇軾的如椽巨筆，可以說，非韓愈不能當，非蘇軾不能為。

第二，文章旁征博引，豐富了作品的內涵。“申、呂自岳降，傅說為列星”，申伯是周宣王功臣，呂侯輔轅穆王有德，據傳他們降生時有山岳降神的吉兆，預示他們是周王室的屏障;傅說是商王武丁的宰相，傳他死后升天，化為列星，這是取自傳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引自孔孟語錄。“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前指韓愈上《論佛骨表》，認為迎佛骨是“傷風敗俗、傳笑四方”的舉動，并援引史實說信佛的皇帝都要短命，因而觸怒憲宗;后指唐穆宗長慶年間王廷湊叛亂，韓愈以兵部侍郎身份去宣慰叛軍，面對全副武裝的叛軍，韓愈引述當朝史實，說明反叛朝廷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王廷湊怕部下為韓愈說動，答應結束叛亂。以上，俱有文字材料可證，說明蘇軾對韓愈事跡知之甚詳，爛熟于胸，故能在寫作上起到以一當十的作用。

第三，文章格式自然多變，手法生動靈話，不拘舊套。第一至三段全是議論，但又各自不同。第一段駢散相間，第二段以散體為主，第三段幾乎全是駢體。第四、五兩段是敘述，但一段以直敘寫出，一段以對話寫出。最后兩段，情生于心而發于歌詠。文中有議論、有敘述、有對答、有引文、有詩歌，以第三人稱為主，也間有第一人稱。文章中比喻形象生動，對韓愈“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的說法，蘇軾以第一人稱為之辯：“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以水作喻，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第四，文章奇峰迭起，富于浪漫色彩。“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等句，是議論奇。“申、呂自岳降，傅說為列星”古代良臣降生時發生異兆，死后化為星岳，使文章的議論奇氣橫生。“能開衡山之云”，“能馴鱷魚之暴”，是敘事奇。韓愈能得天道而不得于人事，蘇軾寫韓愈的精誠能感天動地，馴服鱷魚，將此類傳說寫得似真似神，這些筆墨使文章富有奇氣，增添了韓愈的神奇風致。最后是文章結尾的詩歌寫得奇，歌詞寫韓愈飄然乘風來自天帝身旁，下凡為濁世掃除文章批糠，追隨李白、杜甫和他們比翼翱翔，張籍、皇甫湜汗流浹背追也追不上。天宮無人輔佑，天帝悲傷。派遣神巫唱著神曲招請他的神靈。詩歌天上人間，神游萬里，極富浪漫氣息，肯定了韓愈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歌頌了韓愈不朽的業績。

有人認為文章有神化韓愈之嫌，其實這是作者故作驚世駭俗之論，不能以此循名責實，苛責于蘇軾。文章雖有褒譽過當之處，但文章風格雄渾、姿態萬千，十分生動感人。宋洪邁說： 劉夢得、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摯。……及東坡之碑一出，而眾說盡廢。”(《容齋隨筆》卷八) 對蘇軾文章給予了很高評價，這是精當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