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馬克西姆·高爾基
黨和政府從我們手里奪去了互相發號施令的權利,而授給我們互相教導的權利。
【演講詞】
敬愛的同志們,我覺得,這里提到高爾基的名字,常常加上一些度量的形容詞:“偉大的”、“高高的”、“長長的”等等。(笑聲)
如果老是過分強調和抬高某一個人物,我們就會使別人的成就和重要性失去光彩,這一點,你們沒有想到嗎?請相信我:我并不是故意講漂亮話,也不是裝模作樣。有許多重要的原因使我不能不說這些話。打個比喻來說,在這里,我們大家的年齡盡管差別很大,然而都是同一個很年輕的母親——全蘇聯文學的孩子。
衡量一個作家的成就,是讀者的事。說明一部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是批評家的事。
我們都看到,我們的讀者對作家的成就的評論越來越多,越來越正確,甚至比批評家作得還要早。例如,阿·托爾斯泰的《彼得大帝》、索波列夫的《大修》、阿夫杰延柯的《我愛》和最近三四年來寫成的其他幾十部作品。
當然,我并不想在這樣一個國家里宣傳“平均主義”,這個國家曾經產生、現在還在產生成千的英雄,但是它需要成萬的英雄。然而我擔心,過分贊揚一些人,會使另一些人對我們的共同事業、對我國文學的正常發展產生種種有害的感情和情緒。
我們當中還有不少人,是在非常有害的小市民式的競爭氣氛里生長和教養出來的。這種競爭常常代替了競賽,可是競爭與社會主義競賽是兩個互不相容的概念,因為它們根本是彼此對立的。
《大修》的作者索波列夫同志今天說了一句非常有力而又符合事實的話:“黨和政府把一切給了作家,只從他們手里奪去了一件東西——粗制濫造的權利。”
說得真好!
應該補充一句:黨和政府也從我們手里奪去了互相發號施令的權利,而授給我們互相教導的權利。教導就是互相交流經驗。只能如此,別無其他。
我深信,如果我們愿意,我們就可以學會互相教導,而且很快就會在我們的技術熟練程度的提高上反映出來。在我們的國家里,我們彼此間應該不僅只有泛泛之交,還應該用讀我們的作品時所應有的那種細心的態度來互相閱讀。人是在行動中成長的。我們都看見體育怎樣鍛煉了人的體格。我們應該培養我們的認識能力。簡單說一句:應該學習。這當然不是新的意見。這是我經常談起的,現在我們已經有了這樣做的極大可能性。我們特別需要學習相互尊重。我們缺乏這一點,應該在我們中間培養這種習慣。
也許有人會說:我自己在我的文學論文中就不夠尊重作家的人格。這種責難是不公平的。我有時講得很激烈,但我不是指責作家,而是指責他的作品。我有點像個體農民那樣貪心。我的母親——蘇聯文學——在慶祝自己的生日。由于我的貪心,我非常希望它能得到很好的禮物。
我看見人家常常把烙鐵送給它,我就有點生氣,這是非常自然的。我們還享有“粗制濫造的權利”。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夠體會到文學在我國的重要性,了解我們對讀者所負的責任,那么,我們就會使自己不知不覺地、毫無痛苦地丟掉這種權利。我認為,對歷史資料的集體研究,就是這種忘卻自我的方法之一,這種研究會幫助我們對現在的成就和未來的要求理解得更廣泛、更深刻。
伊利亞·愛倫堡表示反對集體工作。我認為這是由于誤解,由于不知道集體工作在技術上的意義。這種工作并不是向每個作家提出一個規定得很狹隘的任務,例如說寫19世紀30年代的鰱魚或鱸鮒的情況。作家可以從資料中挑選那最適合他個人興趣和他力能勝任的東西。這種集體工作也許會產生半成品,但是它會給許許多多的人提供很好的材料,供他們進行個人的藝術創作,更主要的是,它會幫助我們很好地互相了解,把我們改造成無愧于這個號召我們為全世界、為全世界勞動人民的解放而工作的偉大時代的人。問題就在這里,同志們!
如果說在這里,在這個大廳里,奠定了全蘇聯文學界大聯合的基礎,那么,在代表大會結束后,我們就必須開始切實聯合起來,使我們的艱巨的工作能獲得成績,并且必須繼續這項工作,日益廣泛和深入地展開這項工作,以便建立一種強有力的文學,一種不但為我國所需要、為我國各族人民所需要,而且我敢說還為全世界所需要的文學。
我要說的話就是這些。
【鑒賞】
高爾基不僅是蘇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會活動家。十月革命勝利后,隨著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也必然要求建立一種符合新的歷史時代的文學——社會主義文學。高爾基的晚年,幾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主義新文學的建設中。1934年8月,在高爾基的主持下,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開幕,五十多個民族的近六百多名代表參加了大會。這是對十月革命以后蘇聯文學的一次大檢閱,也標志著蘇聯文學發展的新階段。高爾基在大會上作了題為《蘇聯的文學》的總結報告,在這一次大會上當選為蘇聯作家協會主席。
當時,雖然社會主義蘇聯已度過了它的困難階段,進入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但在思想領域,特別是文藝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傾向仍有一定市場,正像高爾基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生活在一個具有空前深刻而全面的戲劇性時代里,一個充滿著破壞和建設過程的緊張的戲劇性的時代里。”因而,批評錯誤觀點,團結全體作家,建立新的文學,成了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
這篇講話是高爾基在大會期間多篇演講中的一篇。開篇以別人在他的名字前常“加一些度量的形容詞”為話題,批評了“過分強調和抬高某一個人物”不良風氣,指出了它的危害性。表面看來是對這種做法表示不滿,但實質上它僅作為一個鋪墊引出了他的本意:我們大家“都是同一個很年輕的母親——全蘇聯文學的孩子”。
講話緊扣這一話題層層展開,正因為作家是“全蘇聯文學的孩子”,“黨和政府把一切給了作家”,所以“黨和政府也從我們手里奪去了互相發號施令的權利,而授給我們互相教導的權利”,從而希望廣大作家“需要學習互相尊重”,需要“集體工作”,“它會幫助我們很好地互相了解,把我們改造成無愧于這個號召我們為全世界、為全世界勞動人民的解放而工作的偉大時代人”。最終建立一種“為全世界所需的文學”。
通篇演講氣勢宏偉,分析透辟,語言準確有力,推理絲絲入扣,邏輯性極強,因而有很強的感染力和號召力。
諄諄教誨之中飽含肺腑之言,循循誘導而不離原則,是本篇演講又一特色。講話雖是批評為主,但并不是鋒芒畢露咄咄逼人,而是飽含真情實感向聽眾肺腑直陳。他用“我并不是故意講漂亮話,也不是裝模作樣”的態度對他人的過分贊揚進行批評:對于作家中存在的一些鬧不團結風氣,含蓄指出“是在非常有害的小市民式的競爭氣氛里生長和教養出來的”;對“伊利亞·愛倫堡表示反對集體工作”,用“我認為這是由于誤解”委婉地批駁了他的觀點。而在這一切中,高爾基始終是站在黨的事業和人民事業的立場上,堅持原則,堅持真理,在批評“過分贊揚一些人”時一針見血指出它會“對我們的共同事業,對我國文學的正常發展產生種種有害的感情和情緒”,在指責某些作家間“競爭”的根源后又鮮明地指出這種競爭“與社會主義競賽是兩個互不相容的概念……它們根本是彼此對立的”。在號召作家相互尊重時,又明確這不等于取消批評,而這種批評“不是指責作家,而是指責他的作品”。真可謂柔中有剛,綿里藏針。正是這種坦誠磊落的胸懷,豐富真摯的感情,平易近人的語氣加上對人民的責任感,使他和聽眾能在和諧的氣氛中進行思想交流,起到了教育鼓舞作用。特別是最后他用全蘇聯文學界聯合起來“建立一種強有力的文學,一種不但為我國所需要、為我國各族人民所需要,而且我敢說還為全世界所需要的文學”結束全篇,不僅再一次重申了演講的主題,而且也蘊含著意味深長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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