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蘇知縣羅衫再合》解說與賞析

宋元以后的話本小說成為市民群眾自我表現、自我娛樂的文學形式，不再僅僅是文人們自我發泄情感的工具。在作者和讀者相互反饋中，讀者越來越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因此，作者就不得不去精心設計豐富而新奇、曲折而緊張的故事情節，以滿足讀者特殊的審美需要。這樣，追求豐富而曲折的故事情節也就成了話本小說的一個最為突出的審美特點。所以，一般說來，話本小說是一種典型的情節小說。

在眾多的話本小說中，《蘇知縣羅衫再合》在體現故事情節的豐富性和曲折性上堪稱上乘之作。小說描述的是一個家庭悲歡離合的故事。故事發生在明代永樂年間，殿試中式的進士蘇云被授予金華府蘭溪縣大尹，不料在赴任途中遭賊人搶劫，盡管自己幸免一死，妻子鄭氏卻被賊人徐能劫去。不久，鄭氏意外地得到了徐能之弟徐用和管家朱婆的幫助，尋機逃脫了魔掌，當晚在尼庵旁的廁所內生下了兒子。為了能在尼庵住下，鄭氏又不得不將兒子丟棄路旁。奇巧的是，追趕鄭氏的徐能正好路過此地，將其子撿回收養。十九年后，取名徐繼祖的蘇云之子考得功名，當上了監察御史。此時，蘇云夫婦申冤的訴狀也到了官府。經過兩件羅衫的對證，徐繼祖弄清了自己的身世，認了父母，同時也懲處了賊人，報了世仇。

在這篇萬字小說中，情節之豐富在話本小說中實屬少見，若稍加敷衍就足以構成幾個場次的連臺戲： 蘇云赴任、舟中遇盜、徐能逼婚、鄭氏脫險、尼庵產子、蘇雨尋兄、祖孫相遇、夫婦鳴冤、計擒兇賊、羅衫再合。真是酸甜苦辣，悲歡離合，無所不有。小說這種濃重的戲劇性使作品極宜在舞臺上搬演。為此，同一故事的戲劇就有不少，其中有見于《元曲選》的張國賓《公孫汗衫記》，見于《古本戲曲刊》無名氏《羅衫記》傳奇，明末沈璟的《合衫記》傳奇，劉方的《羅衫合》傳奇等。

作者既是一個講故事的能手，也是一個熟練運用話本這一文學形式的高手。完整的入話、入話與正文之間的自然渾成的銜接，使小說在結構體制上成為后來的話本小說范本。由于話本小說從說話藝術脫胎而來，不可避免地受到說話藝術的影響，話本小說體制特殊性就是這種影響的產物。話本一般由入話和正文兩部分組成，入話是小說整體的有機部分，在結構上對正話起著鋪墊、映照的作用。本篇小說的入話形象生動，作者通過酒色財氣的對話，告誡人們對之應采取節制的態度，這一寓意直接給正話以鮮明的提示，使正話的情節得以順理成章地展開。

作為一篇情節小說，作品給予讀者以情節上的滿足。但倘若不以聽故事為滿足，那么，這篇小說不但人物性格的塑造談不上，就連事件的本身也有不合邏輯的地方。以主人公蘇云為例，他是一個兩榜進士，即使遇盜被劫，財物官誥都已失落，憑他鄉會兩試的同榜、座師都是朝廷官員，何至十九年之后才脫離困境?小說對這樣一個關鍵人物的處理是欠妥的，經不起推敲。造成這種缺陷的并不是作者缺乏那種生活經驗，而是傳統的審美格局和宋元以來市民小說的表現路數束縛了他，使他片面追求情節，只注意戲劇外殼的邏輯性，對事件的內容，尤其是人物性格的內在邏輯缺乏注意，為情節而情節的傾向是比較明顯的。小說讓蘇云之子成為仇人徐能養子的情節，本應該是一段極能表現人物性格的內容，但由于作者所理解的情節只是一種抽象的結構，所以在徐繼祖身上不可能揭示出更多的內容，除了好奇心的滿足外，不可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人生問題方面的印象。

這篇小說被編入《警世通言》，但它的故事的淵源發端于唐代，《太平廣記》卷128引《聞異錄》中《李文敏》一則，就有這一故事的梗概;卷121引自《原化記》的《崔尉子》，敘述更為詳細;卷122引自《乾巽子》的《陳義郎》也屬于同一類型的故事。明人《剪燈余話》中《芙蓉屏記》的情節雖不相同，類型卻相似。總之，這類題材以故事的敘述形式為群眾喜聞樂見，而本篇以其敘述的委曲詳贍在同類小說中具有集大成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