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花緣》解說與賞析

李汝珍

有清一代的長篇小說，于《紅樓夢》、《儒林外史》之外，人們大多會想起《鏡花緣》。然而它又顯然不是第一流杰作，瑕瑜互見，駁雜不純，與《紅樓夢》、《儒林外史》相去頗遠。但是，無論是它在小說史上的特殊而尷尬的地位，還是它本身思想藝術上的得失，都值得深思。

《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字松石，號松石道人，河北大興(今北京大興)人。存世著作尚有音韻學專著《李氏音鑒》及圍棋譜《受子譜選》。另外，許祥齡《蔬庵詩草》存有他寫的一篇序言。有關他的傳記材料頗零落，故只能約略勾勒其生平。

《李氏音鑒》有言：“壬寅(乾隆四十七年，1782)之秋，珍隨兄佛云宦游朐陽(今連云港市、海州一帶，古朐縣)，受業于凌廷堪仲子夫子，論文之暇，旁及音韻。” 參以凌氏行蹤，李汝珍似生于1763年前后。李汝珍之兄名汝璜，佛云是其字。李汝璜任板浦場(今屬灌云縣)鹽課司大使長達十六年之久，卸任后又居板浦二年，至嘉慶六年另任淮南草埝場鹽課司大使，方遷家離去。隨李汝璜而來的李汝珍與位于海隅的板浦關系更為久長，兄長離去后仍在板浦居留了較長時間。他續弦于板浦許氏，聲氣相通、互為切磋的友朋也多為板浦人或僑寓板浦者。《鏡花緣》主要是在板浦創作的，而且與板浦的地理人文不無關系。后來，李汝珍離開了板浦，離開的時間和情況不詳。

李汝珍“讀書不屑章句括帖之學”，他的科第不售頗有些自甘的成份。但是，李汝珍對仕途也曾有過幻想。嘉慶四年秋冬，黃河在碭山附近的邵家壩一再決口，水患嚴重，清廷允許捐資賞官，李汝珍捐得縣丞銜，欲參加治水以謀實缺。參證當時的河工文獻，李汝珍雖一再奔走，但其時為時已晚，加以又限于某些條規，似無謀得實缺的可能。李汝珍大概終其一生都是處于“草野”的，縣丞于他不過一虛銜而已。這謀官的挫折，無疑加深了他對社會的認識并影響了《鏡花緣》的創作。

《鏡花緣》一百回中，李汝珍順著“恰喜欣逢圣世，喜戴堯天，室無催科之擾，家無徭役之勞”的門面掩飾語，說自己“玉燭長調，金甌永奠，讀了些四庫奇書，享了些半生清福”，只不過是自我調侃，其中是頗含歲月逝去而老大無成的人生慨嘆的。孫吉昌在題《鏡花緣》的《五韻詩》中寫道：“而乃不得意，形骸將就衰;耕無負郭田，老大仍饑驅。可憐十余載，筆硯空相隨，頻年甘兀兀，終日唯孳孳。心血幾用竭，此身忘困疲; 聊以耗壯心，休言作者癡。窮愁始著書，其志良足悲!”其辭于李汝珍之困頓情形或有所夸大，當大致切合事實。縱然尚有兄長之宦囊可賴，長久如此，老大如此，怕很不是滋味的吧。

李汝珍在嘉慶二十年左右已完成 《鏡花緣》 的初稿，嘉慶二十三年(1818)親赴蘇州監刻。《鏡花緣》的重要版本有嘉慶二十三年蘇州初刻本、道光元年本、道光八年廣州芥子園本。后二種版本都作了部分文字修改。蘇州初刻本百回末，作者說“消磨了三十多年層層心血”，許喬林(署名梅修居士石華)序說：“以三十年之力成之”，道光元年本即已分別改為“十數多年”和“十數年”。這樣看來，《鏡花緣》是李汝珍進入而立之年后著筆，五十歲左右成書的。李汝珍命筆之初經受的人生苦辛尚不算多，但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情況有變，作者后期的人生經歷對作品影響尤大。因此，即使命筆之初尚無幾許人生感慨，《鏡花緣》也是一部窮愁之作。

李汝珍的卒年像他的的生年一樣，也只能作大致的推斷。因為《鏡花緣》文字上有些訛錯，相當隱微，非作者本人難以覺察，故研究者多認為道光元年本及道光八年廣州芥子園本都是作者親自修改的，這大致可信。

然而，迄今可以確證李汝珍委實健在的最后時間只是嘉慶二十三年，是年他曾親赴蘇州監刻。迄今可以確證李汝珍業已亡故的年份是道光十一年。道光十一年所編選的《朐海詩存》的凡例第四說：“文章公是公非，定于年后，凡其人見存者，雖皓首騷壇，概不選登。”凡例第七又說：“夫十步之內，必有芳蘭，豈必借才異地乎?此集于流寓之詩，采之綦謹，如張堯峰、楊鐵星、李松石、吳子野諸君，雖久作寓公，詩名籍甚，概所不錄。”如果此時李汝珍尚在人間，依凡例四已不能入選，是不必在凡例七中特別提及的，可見，道光十一年他必已作古無疑。如果道光八年廣州芥子園本果真是李汝珍自行修改的話，那么他的去世就在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十一年(1830)期間了，距《鏡花緣》問世約十年，享年六十歲左右。

李汝珍的友人多稱許他博學多才。《李氏音鑒》序說他：“如壬遁、星卜、象緯之類，靡不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韻之學，尤能窮源索隱，心領神悟。”石文煃在同書序中也說：“平生工篆隸，獵圖史，旁及星卜奕戲諸事，靡不觸手成趣。花間月下，對酒征歌，興至則一飲百觥，揮霍如志。”許喬林《鏡花緣》序中又說：“枕經葄史，子秀集華;兼貫九流，旁涉百戲;聰明絕世，異境天開。”征之于他的存世著作，特別是《鏡花緣》，這些褒揚確非捧場之語。

李汝珍以小說家名世，將他列入乾嘉學派皖派的行列可能不妥，但從他的學問及《鏡花緣》的批判傾向等情況來看，卻頗多與皖派相近的地方，這無疑與受業于凌廷堪有關。凌氏即乾嘉學派皖派中堅之一。章太炎《檢論·清儒》中論及皖派時曾說：“(戴)震生休寧，受學婺源江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其鄉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后有凌廷堪、三胡。”李汝珍受業于凌氏，自然深受影響。

稍先的《儒林外史》描繪的儒林情況也正是李汝珍生活時代的儒林情況，充斥著陋儒、腐儒，充斥著假名士，充斥著逐臭之夫，腐敗到了極點。在這種惡劣氛圍里，李汝珍卻具有廣博的學識，具有相當的社會批判精神，很大程度上是獲皖派之澤。但是，皖派對李汝珍的影響也不完全是正面的，負面的捍格似也不小。這些，在《鏡花緣》里都有所反映。

《鏡花緣》第23回里林之洋有一段話：“他這‘少子’雖以游戲為事，卻暗寓勸善之意，不外風人之旨，上面載著諸子百家，人物花鳥，書畫琴棋，醫卜星相，音韻算法，無一不備，還有各樣燈謎，諸般酒令，以及雙陸、射鵲、蹴球、斗草、投壺，各種游戲之類，件件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噴飯。”這段話實際上是李汝珍關于《鏡花緣》的夫子自道，既道出《鏡花緣》的創作意圖，又概述了《鏡花緣》的面貌，并自炫其魅力。從這夫子自道來看，李汝珍創作《鏡花鏡》的宗旨、取徑十分明確，他是要以游戲的筆墨，在學識紛陳中闡揚善道。李汝珍鐘情于善，寄希望于善，而他所懷抱的這個善又是相當駁雜而內存抵牾的，這些都投射進了《鏡花緣》，或者干脆就徑直呈現在《鏡花緣》里。

李汝珍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儒家復古主義的善的觀念。這種善的觀念是在復古形態下對儒家倫理的理想化，它是在人們對后世儒家倫理——理學及其社會規范的不滿中產生的。在李汝珍看來，儒家復古主義的善是合理社會的唯一根基。他之所以異常鐘情于善，寄希望于善，主要就是因為他那善的思想中有著這一重要內容。

在《鏡花緣》的海外諸國部分，突出地表現的就是這一內容。游歷海外諸國才開始，作者就將唐敖等人送進了一個理想國——君子國。這里無欺無詐，相讓而不爭，人人都是道德君子。這里的統治者謙和純正，尊奉儒家古經典，施政芟繁去雜，存樸尚寬，務在風俗淳厚。這純粹是以儒家復古主義的善構筑的世界。君子國國門上高標著“唯善為寶”四字，就其實質而言，其中的善分明是指儒家復古主義的善。這四字畫龍點睛，強調了這個國度之所以美好、理想的唯一原因在于完全恪守這種善，一切都以這種善為出發點，一切又都以這種善為歸趨。“唯善為寶”是作者高舉的建構合理社會的四字憲章。在君子國的描寫中，作者就已將這種善推許到了至尊至要的地步。然而這又只不過紹其端倪，在君子國之后，作者又對一些國家作了肯定性的描述，并對另一些國家作了否定性的刻劃，臧否的準則依然是這種善，目的也依然是闡揚這種善是合理社會的唯一根基。

君子國之后緊接著寫的是大人國，不久又寫了黑齒國。對這二國都作了較詳盡的肯定性描寫。作者在行文中特別點明二國都是君子國的緊鄰，或“風俗言談及其土產，都與君子國相仿”，或“為君子國教化所感”。(這無疑是對“唯善為寶”的君子國的不寫之寫。) 這三國集納在一起，比較完整地體現了作者基于儒家復古主義的善所構筑的合理社會的面貌。這個社會除了具備君子國外的那些特點，還有許多令人向往的優點，在這里，人們的尊卑都不以地位的高低、財富的多寡判別，而決定于品性的好壞和才學的有無。而且，在這個社會里，讀書蔚然成風，連女子也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女子才學出眾者，還能獲得表彰。至于作否定性描寫的各國情景，如小人國之詭詐，淑士國之窮酸假斯文，兩面國浩然巾下所藏之猙獰，厭火國之強行勒索，結胸國之好吃懶做，無腸國之為富不仁，等等，越發顯示出了“唯善為寶”的理想社會的美好是這種理想社會的特殊補充，使它體現得更為完整。

海外諸國的描寫以軒轅國作結，這種處理意味深長。在作者的筆下，這個國度氤氳著濃郁、絢麗的神話氣氛，這里的人是至古至尊的黃帝軒轅氏的苗裔，人首蛇身而秀雅，下壽亦八百歲。這里鳳鳥自舞，鸞鳥自歌，人人自適，熙熙融融，升平吉祥。這里的國王年已千歲，圣德遠播，眾邦咸服。海外諸國部分行將結束，作者竟抑制不住為他那“唯善為寶”的社會奏起了圣樂。其鐘情之深，寄望之殷，可以想見。

總之，海外諸國的前前后后，正正反反，作者著力闡揚的是儒家復古主義的善，認為這是合理社會的唯一根基。李汝珍努力以儒家復古主義的善構筑一個合理社會，這是一個相當民主、平等、人道的社會，卻又是一個空想的、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社會。其實，這個合理的社會嚴重缺乏科學的合理性。任何社會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產力以及與之相應的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的，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倫理也必須以此為基礎。倫理對社會雖然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制約、規范作用，但不可能成為社會的根基，更不可能成為社會的唯一根基。作者將儒家復古主義的善看作合理社會的唯一根基，空想的實質非常清楚。就倫理對社會起著一定的約束、規范作用而言，儒家復古主義的善對于規范合理社會也缺乏實踐品性，因為它本身也就是一種空想。它是在對失落了的古代社會及其倫理的主觀詩化中形成的倫理觀念。因此，作者以儒家復古主義的善所構筑的那個合理社會，與其說召示未來，不如說是對當時現實社會的批判。

從根本上講，作者也確是出于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才鐘情并寄希望于儒家復古主義的善，并熱衷于以它構筑合理社會的。事實上，海外諸國部分也確具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小說中對許多國度陋風惡俗的諷刺性描寫固然具有這種針對性，就是君子國一類國家也是針對時弊而賦予它們以理想品性的。從這一角度看，整個海外諸國部分又可以視作純粹針對現實的諷刺之作。應該特別指出，作者所取的視角雖然只是倫理的，具體說來也就是儒家復古主義的善，但投射出的視線卻頗為開闊，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都較大程度地納入了視野，并觸及到制度方面，因而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和否定相當廣泛。這種廣泛性本身就包含著相當的深刻性，因為這已經遠非對現實社會局部范圍的批判和否定了，而是頗具整體意義的批判和否定。它揭示出了現實社會整體的不合理，應該為別一種社會所取代。作者構筑的那個意欲取而代之的合理社會雖然只是空想，但其較深廣的社會批判價值卻不可漠視。這在那個時代，無疑已是可寶貴的。

李汝珍關于善的思想相當駁雜，創作思想中又有炫才弄學的一面。但是，由于他在海外諸國部分頗執著于現實，執著于具有相當批判功能的儒家復古主義的善，因此，炫才弄學之病在這一部分得到了較好的抑制，而能較好地切入生活，比較符合小說藝術規律。海外諸國的描述只不過在 《山海經》等典籍中稍稍取些名目之類的次要因子而已，主要是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展開豐富的藝術想象的結果。這些想象常常是比較奇特的，卻又頗具概括力，因而耐人尋味。而其間點染的那些非關國情的種種奇聞佚事，穿插、剪裁頗當，又多具童話或神話意趣，有較好的審美效應。

儒家復古主義的善雖然是在對現實社會的反撥中產生的，但畢竟又是空想性質的，所以它既有使作者與現實相連的一面，又有使作者與現實分隔的一面。后者造成了某些描寫的虛偽與迂拘，不過尚未致大病。

無論思想上還是藝術上，海外諸國部分都是《鏡花緣》的精華所在。《鏡花緣》之所以能夠傳世，很大程度上依賴這一部分。

海外諸國部分結束后，《鏡花緣》余下的大半部主要是才女群的活動。寫眾才女如何聚集，如何參加女科考試，如何中第后歡會，以及她們的結局。這余下的大半部，思想性和藝術性較之海外諸國部分都有明顯的倒退。在這一部分里，作者不復能如前那樣較好地執著于現實，較好地執著于頗有社會批判功能的儒家復古主義的善，而一些迂腐的觀念開始活躍，炫才弄學的思想也非常活躍，造成了嚴重的藝術滑坡。這驟然的大滑坡似乎不好理解，其實，海外諸國部分早已蘊蓄著這大滑坡的危機，而且主要就潛藏在作者曾頗為執著過的儒家復古主義的善里。它的空想性質不能不導致作者最終對它的懷疑和放棄。往深處看，他在軒轅國部分奏起的華彩樂段，實際上是為他所鐘情的以儒家復古主義的善所筑構的合理社會奏起安魂曲。他意識到這不過是不能實現的空想，而又無比留戀，斷割之時便奏起了以“最后的頌歌”面目出現的安魂葬曲。正是在這種心態下，他讓他最珍視、最肯定的人物唐敖在軒轅國無比熙和的景象中發出了看破紅塵的感喟：“倘主意拿定，心如死灰，何處不可去，又何必持其龍須以為依附?”作者沒有讓唐敖在軒轅國停留，也沒有讓他回到君子國、大人國和黑齒國，而是用“一連刮了三日”的大風將他送入了虛無縹緲的小蓬萊。小蓬萊是一個以道家虛無主義為質、以清寂的仙境為表的世界。這個世界視一切都是鏡花水月，這個世界本身亦即鏡花水月!作者筆下最珍視、最肯定人物的虛無，無疑也是作者自身的虛無。

歷來儒道本身就是互補的，作者在感到希望只不過是絕望之后，墮入道家的虛無自是順理成章之事。但是，讓筆下的人物墮入虛無是比較容易的，因為那畢竟是虛構形象，而身處現實中的作者要真正虛無卻很難，從根本上講則是不可能的，因為鐵一樣存在的現實總要對他作這樣那樣的牽制。其實，在唐敖得道成仙后的描述中，現實就已暗中與作者開玩笑了，它令作者讓唐敖藕斷絲連，仍心懷唐室，將女兒易名為唐閨臣。這只不過是玩笑伊始罷了，現實將更進一步揶揄作者! 迂闊不切實際的追求幻滅而墮入虛無之后，現實常會令人走向迂闊不切實際的反極，即趨于瑣屑的所謂“務實”。由于作者思想中本就存在著一些迂腐的觀念，他就只有瑣瑣屑屑地對現存社會作些補罅彌縫，或不如說精神游戲了。至于沉醉于炫才弄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難以完全遁向虛無的世俗化的表現。

就這樣，占據全書大部分篇章的以描述才女群為主的部分猛烈地大滑坡了。

在這一部分中，作者所勸之善，所風人之旨，主要是那些與儒家復古主義的善相抵牾的理學教條和陰騭果報觀念。它們是極陳腐的，扼殺人性的，自然也是扼殺創作生機的。這使得這一部分不能不是這些迂腐觀念連篇累牘的簡單圖解和空洞說教。不厭其煩地敘述一個個才女都是出于忠孝之家或積善之門，不厭其煩地讓一個又一個人物大談忠孝節義和善惡果報，不厭其煩地去寫什么酒、色、財、氣四關，等等。在這一部分，作者同時又恣意炫才弄學，舉凡注疏考證、壬遁星卜、醫方算式等及各種游戲，也是連篇累牘，的確是“與《萬寶全書》相鄰比矣”，然而卻與小說藝術背逆了。

歷來都有研究者認為這部分集中表現了進步的婦女觀，大為肯定。作者確實是比較關心婦女問題的，這一部分也的確集中寫了婦女，但卻很難說表現了多么進步的婦女觀。

且看看作者在書中為武則天擬就的關于婦女的二道“恩詔”，因為它們可以說是作者確定婦女社會位置的座標。關于婦女的十二條恩詔，其中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主張，不過是對貧寒婦女的生老病死予以撫恤、照顧而已，而且，這也是限定在被作者同樣目為善的封建綱常那狹窄的框架內的。十二條恩詔起始的三條分別是對婦女孝、悌、貞節的要求，而最末二條再度強調了孝和貞節，真可謂“開宗明義，首尾呼應”了。如果婦女違背了這些封建綱常，怕是連有限的撫恤、照顧都不可得的吧。至于女科恩詔，說到底也只不過是對女子受教育權利的肯定和女子才華的肯定而已，其中絕無女子可以像男子一樣廣泛參與社會生活的指向。女科恩詔說得明明白白，女子殿試獲中后可得“女學士”、“女博士”、“女儒士”之類的榮銜，可半支俸祿，可任伺候皇帝的“內庭供奉”，如此而已，這就是女科欲令女子進行的“鵬飛”。女科顯然不能與男科等同視之，男科確是可令男子“鵬飛”的，女科不過是容許女子于籠中抖動翅膀罷了。而就連這抖動抖動翅膀也只有中上層女子方可享受，恩詔明文規定：“出身微賤者，俱不準入考。”兩道恩詔無疑都對婦女有嚴格限定，對于這種限定中的婦女權利空間，實難多作稱許。

小說刻劃諸多才女的形象，顯示的主要也是她們心甘情愿地置身于這有限空間。作者為便于直陳他視為 “蘭言” 的迂腐說教，特設了一個人物——師蘭言。師蘭言者，“師仿蘭言”也。且看她的一段“蘭言”：“即如為人在世，那做人的一切舉止言談，存心處世，其中講究真無窮盡。若要撮其大略，妹子看去，只有四句可以做得一生一世良規。你道哪四句?就是圣人所說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人能依了這個處世，我們閨閣也算得第一等賢人。” 作者基本上就是依據這個原則寫才女們的，眾才女之首的唐閨臣便是典范。作者寫她時可謂小心謹慎至極，不僅讓她的一言一行恪守婦范，就連小蓬萊仙境中分明是仙人身份的樵夫向她傳遞父信時也得放在斧柄上遞過去。男女授受不親，雖仙境亦莫不如此，真是唯恐對作為典范的唐閨臣的形象有些微的玷辱。其他才女絕大多數也是舉止有節，言談中規，與唐閨臣的面目頗難區分，彼此大可易名而稱的。這些才女中有部分人后來成婚了，凡無身孕而其夫戰死者悉皆以身殉夫，至有十人之多! 作者這樣的處理，只是令其恪守婦范而已! 才女中有個別人，如花再芳、閔蘭蓀，不過于禮數稍欠注意，作者也頻予譏諷。作者只是在肯定封建綱常、肯定男子中心的前提下，要求對婦女的地位、處境略加改善而已。那種認為作者倡導男女平等的觀點顯然與事實不符。

在這一部分里確也寫到參政、主政的婦女，一為武則天，一為陰若花、枝蘭音、黎紅薇、盧紫萱等四人。但武則天作為亂政者出現，作者雖然不得不依靠這個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主來展開女科的描寫，讓眾才女一抖翅膀，但還是將她視作天道令亡的角色。至于陰若花等四人則是回到一個特殊的社會——女尊男卑的女兒國去參政、主政，反映了作者思想終竟擺脫不了的矛盾、猶疑。亭亭(即盧紫萱)在即將隨若花去女兒國進行統治時頗為激昂慷慨地說：“少保何足為奇?愚姐志豈在此! 我之所以喜歡者，有個緣故：我同他們三位或居天朝，或回本國，無非庸庸碌碌，虛度一生。今日忽奉太后敕旨，伴送若花姐姐回國，正是千載難逢際遇。將來若花姐姐做了國王，我們同心協力，各矢忠誠：或定禮制樂，或興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舉賢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牘。——扶植他做一國賢君，自己也落個‘女名臣’的美號，日后留芳史冊，豈非千古佳話。”當然，這里也表現出相當強烈的女子不僅可以而且有能力廣泛地參與社會生活的意向，然而那里是以男權社會為藍本的女權社會的空想國土，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

作者筆下有少數才女也并非唐閨臣那種了無生氣的形象，尤其是孟紫芝這一形象，相當鮮活可愛。作者雖然描繪她時也有所抑制，不讓她去犯那些所謂的大規矩，然而筆端明顯地帶著愛憐之情。作者寫她的詼諧，寫她的活潑，寫她的機敏，寫她的鋒芒，表現了對人性、人情、個性的贊賞和向往。然而這也只是無改大局的吉光片羽。

曾經有過高闊心志的作者，自然不甘于沉淪在那瑣屑的所謂“務實”之中，他必然要掙扎。一些吉光片羽正是他掙扎的產物。沒有思想上的大突破，掙扎是不可能有大效果的。他雖然掙扎了，但掙扎中仍屈從于傳統的社會力量，這樣那樣地限制自己也限制手中之筆。既不甘于沉淪，掙扎又艱難、困惑、疲累，于是作者又再度求助于虛無了。這反映在作品里則是讓另一個他最珍視、最肯定的人物唐閨臣，步其父之后塵，也撒手人間，往小蓬萊去了。

虛無，虛無，實際上是以不了去了結諸多矛盾，是讓諸多矛盾兀自存在著。于是《鏡花緣》成了一部充滿矛盾的書，瑕瑜互見的書，欲伸還屈的書，駁雜的書，頗費揣想的書。但是，如果深入到作者的內心世界中去，細按作者內心的諸多矛盾，那么，這本充滿矛盾的書還是不難理解的。

李汝珍生當鴉片戰爭的前夜，閉關鎖國的封建末世，其時，傳統中國社會已腐敗到了極點，但內部尚未出現新的階級力量，資本主義國家侵略性的強行沖擊也沒有到來。這樣的時代為不滿現實者所提供的抨擊病態社會、構想合理社會的思想武器是極有限的，最多也只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性質。這些武器大抵對抨擊現實尚具有一定力量，而于昭示未來則有著不可克服的缺陷。在這時代空空蕩蕩的思想武庫之中，儒家復古主義的善應該算是一件頗有力的武器。憎惡當時的社會，憧憬合理社會，而又頗受皖派學風影響的李汝珍操起這一武器是順理成章之事。

問題在于李汝珍并未將這一武器磨礪到它能達到的銳利程度，因而在昭示未來方面存在著更嚴重的局限性。先于他的戴震在“古經明則圣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的儒家復古主義旗號下，反擊了理學“去人欲，存天理”的說教，提出了“理存于欲”、理學“以理殺人”的深刻命題。這種對人欲的肯定里，活躍著豐富的人性、人情、個性的因子，也是對人性、人情、個性的肯定。戴震的深刻命題無疑具有極強烈的批判力。此外，它雖然還不具有指明未來的性質，但又無疑是通向近代的一種過渡。如果以它為指導去構筑合理社會，雖不能完全擺脫儒家復古主義的框架，但較君子國一類的設想一定切實得多。因為合理社會絕不會是一個抽象的理念化的社會，而是一個人欲、人性、人情、個性健康發展的社會。即使不以它去構筑合理社會而以它專事于現實的批判，那在客觀上也會產生相當強的向往社會合理化的驅動力，因為其中有對人欲、人性、人情、個性的肯定在。曹雪芹、吳敬梓分別經由自己的路徑也取得了類乎戴震的認識，并在他們的鴻篇巨制《紅樓夢》和《儒林外史》 中作了深刻而富有藝術魅力的表現。遺憾的是，李汝珍沒有能將他那儒家復古主義的善磨礪到足夠銳利的程度，沒有獲得類乎戴震、曹雪芹、吳敬梓的深刻認識，這不能不說他有頗大的個人局限性。這樣，《鏡花緣》在思想上達到時代的高峰也就根本成為不可能的了。

正因為李汝珍未能將儒家復古主義的善磨礪得足夠銳利，因此，它對那些迂腐落后觀念的殺傷力、排斥力也就有限了，相反，倒頗具包容性。即使他執著于儒家復古主義的善的觀念時，迂腐觀念也在他思想里存在著，唐敖、多九公的某些說教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這樣，當他失望于儒家復古主義的善而墮入虛無，虛無又復難成的時候，一些腐朽的觀念蜂起就更屬勢所必然了。同樣，炫才弄學也與他未能將儒家復古主義的善磨礪好有關。

取得上述那種與戴震、曹雪芹、吳敬梓相類的深刻認識，對那個時代的小說家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只是因為一個高明的小說家必須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而且因為那種深刻認識會大有助于小說家從根本上把握小說藝術的規律。文學是人學，小說尤其如此，而人欲、人性、人情、個性則又是人學不可或失的關鍵內容。對人欲、人性、人情、個性缺乏應有的認識，不僅使李汝珍的人生觀念有很大局限，而且還造成了他的小說觀的窳陋。一方面，他因陳文以載道的觀點，視小說為勸善之具，這必然造成觀念壓倒形象的弊病，甚至較成功的海外諸國部分也不能或免;另一方面，他又因陳古代圖書分類里的那種小說概念，即將不能歸入經、史、諸子、文賦等的佚聞野史、殘叢小語之類悉稱作“小說”，而視小說為炫才弄學之具，羅列才藝，使小說成了類乎《萬寶全書》的東西。雖然李汝珍在創作中也吸取了歷史演義、神魔小說、才子佳人小說等通俗小說的成份，但他顯然沒有較好地掌握小說藝術的規律。《鏡花緣》的不少篇章相當嚴重地缺乏藝術魅力，很難使人將它們視為小說。李汝珍窳陋的小說觀的形成原因固然頗多，但對人欲、人性、人情、個性缺乏應有的認識乃是最根本原因。

為什么戴震、曹雪芹、吳敬梓能夠取得對人欲、人性、人情和個性的深刻認識，而晚于他們的李汝珍卻不能呢?有一重要原因使李汝珍缺乏求索真理的大勇精神而心存畏懼。自康熙、雍正以來，清政府屢興文字獄，動輒牽連數百人，思想受到嚴酷的鉗制，“避席畏聞文字獄”成為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在清政府的高壓政策下，知識分子或征逐于功名利祿之場，或在這種那種形式中逃避現實，鮮見有思想建樹者。著名的乾嘉學派實際上也是“避席畏聞文字獄”的產物。其中的皖派雖有一定的社會批判傾向，從總體上講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戴震雖為皖派宗師，但他的一些深刻思想，包括“理存于欲”，理學“以理殺人”的深刻命題，并未為該派門人所繼承，更未為該派門人所發揚光大。門人們所突出繼承的大抵是他的治學方法和在考據領域內取得成就而已。在那個時代，追索真理的大勇精神尤其重要，戴震、曹雪芹、吳敬梓只是具有這種大勇精神的罕例，因此，他們得以遠遠走在時代的前面，后來的大抵是一片拖沓紛雜的步履聲。李汝珍在他的掙扎中也不是沒有出現朝著戴震、曹雪芹、吳敬梓靠攏的趨勢，他描繪孟紫芝時就流露出了他內心深處對人欲、人性、人情、個性舒張的向往。但是，這種向往略一展現就退縮了回去，終于受制于封建綱常而將眾多的人物寫得沒有生氣。

《鏡花緣》難以望《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項背，然而浸浸乎其上的長篇小說也就是這兩部，許久之后才有《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孽海花》等幾部作品達到了類乎《鏡花緣》的成就。李汝珍和他的《鏡花緣》還是應該在文學史上占一席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