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微草堂筆記》解說與賞析

紀昀

清代康熙、乾隆年間，文言筆記小說極為繁榮。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創造性地繼承了六朝志怪和唐傳奇的傳統，并以其思想上和藝術上的成就，成為我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的圭臬。自它問世以后，清代文壇上即曾掀起過一個模仿《聊齋》寫作筆記小說的熱潮，沈起鳳的《諧鐸》、和邦額的《夜譚隨錄》、浩歌子的《螢窗異草》等，都步《聊齋》的后塵而不脫其窠臼。對此獨持異議并以自己的創作實踐能“與《聊齋志異》峙立”的，則是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以下簡稱《筆記》)，它力排唐人傳奇的華采，而追蹤晉宋志怪的質樸。影響所及，一時擬作紛起，如樂鈞的《耳食錄》、許元仲的《三異筆談》、俞鴻漸的《印雪軒隨筆》等。綜觀清代的筆記小說，走的不外乎這兩條路子：或是步趨《聊齋》，或是模擬《筆記》，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清末，前者如宣鼎的《夜雨秋燈錄》，后者如俞樾的《右臺仙館筆記》。

《閱微草堂筆記》無論就思想內容或創作手法論，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不失為明清筆記小說中又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從小說史的角度看，它的地位和影響更是灼然可見。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未曾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給予公允的評價，其實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22篇《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中，早就對它作過精辟的論述，指出它“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鬼狐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藉位高望重以傳者”(以下凡引魯迅語不另注明者，均見《中國小說史略》)，這確是持平不移之論。

紀昀(1724—1805)，字曉嵐，一字春帆，在《筆記》中自署“觀奕道人”，直隸獻縣(今屬河北)人。二十四歲中舉，三十一歲成進士，由編修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在他的一生中，除四十五歲時因姻親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獲罪受到牽連謫戍烏魯木齊三年外，可說是宦途通顯。乾隆三十八年(1773)即從他四十九歲起主持修纂《四庫全書》達十余年，纂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進退百家，鉤深摘隱，各得其要旨，始終條理，蔚為巨觀”(《清史稿·紀昀傳》)，為他一生精力所萃。以后累官至禮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卒謚“文達”。其詩文經后人輯編為《紀文達公遺集》各十六卷。

《閱微草堂筆記》是紀昀晚年所作，包括《灤陽消夏錄》六卷，《如是我聞》、《槐西雜志》、《姑妄聽之》各四卷，《灤陽續錄》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慶三年(1798)陸續寫成，前后歷時九年。嘉慶五年(1800)，其門人盛時彥為之校訂合刊，定名為《閱微草堂筆記五種》，后通稱《閱微草堂筆記》。

這五種筆記前都有作者所撰的小序，并附有盛時彥所作的序跋，從中我們可以窺見紀昀著書的宗旨及其文學見解，其大要有二：一、作者是有所為而作的。小序中雖然一再謙稱此書是“晝長無事，追錄見聞”、“時作雜記，聊以消閑”，然而又趕緊聲明，它“或有益于勸懲”，“大旨期不乖于風教”，誠如魯迅所指出的：“蓋不安于僅為小說，更欲有益人心”。二、作者是有意識地與《聊齋志異》相抗衡。盛時彥在《姑妄聽之》的跋語中引紀昀的話說：“《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這段話很有代表性，他把小說分成“才子之筆”和“著書者之筆”，他認為小說屬于記述見聞的敘事體，因而必須如實記錄。顯然，紀昀并不理解并排斥文學的想象和虛構，今天看來，這種看法未免保守和迂腐。但他有自己的藝術追求，他的《筆記》就是有意識地要走一條與《聊齋》迥然不同的創作道路。

《筆記》全書二十四卷，計一千一百九十六則(據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統計)。作者交游廣闊，博聞強記，力求每一條都有根據、有來歷。一旦發現前書有誤記或漏記之處，事后還往往加以補記和訂正，其寫作態度是頗為嚴肅的。當時每一書成，即為書肆刊刻流傳，擴大了影響，于是又不斷有人以新事異聞相告，所謂“物嘗聚于所好”，其寫作過程與《聊齋志異》頗有相似之處。只是由于紀昀出身的門第、社會地位和聲望，向他提供素材的，包括尊長、親族、師友、后輩，多半屬于統治階層的中上層，但是，也有一部分直接采自販夫、仆隸、兵士和下層知識分子之口。從題材看，舉凡鄉里見聞、異地風光、官場世相、民情風俗、軼事掌故、典章名物、鬼狐精怪、醫卜星相，真可以說上下古今，包羅萬象。

紀昀一生官居清要，基本上是一帆風順的，而且正如他在《姑妄聽之》小序中所說的，三十歲以后，即沉湎于典籍，因而對于宦途風波可能體會不深。然而他畢竟浮沉仕途數十年，熟悉統治階級的內情，并就耳目聞見所及，筆之于書。所以在《筆記》中，揭露那些為官作宦者驕橫恣肆、玩物喪志或是顢頇貪婪、草菅人命的為數不少，雖然它們往往缺少深度。而對于官場中人的爾虞我詐、排擠傾軋，作者是特別反感的。《灤陽消夏錄》六第10則借一個“鬼隱”的口說：“吾神宗時為縣令，惡仕宦者貨利相攘，進取相軋，乃棄職歸田。歿而祈于閻羅，勿輪回人世。遂以來生祿秩，改注陰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軋，亦復如此，又棄職歸墓。墓居群鬼之間，往來囂雜，不勝其煩，不得已避居于此。雖凄風苦雨，蕭索難堪，較諸宦海風波，世途機阱，則如生忉利天矣。”陽間的官難為，陰間的官同樣也不好當，做了鬼還要找一個鬼跡罕至的深山巖洞去做鬼隱士，作者對于“宦海風波，世途機阱”真可以說是深惡而痛絕之。《灤陽消夏錄》六第2則指出除官老爺以外，其最為民害者有四種人：“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仆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唯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勢作威，足使人敲髓灑膏，吞聲泣血。”正因如此，所以頗有一些人千方百計，不擇手段，求為官的長隨或司閽。《灤陽續錄》六第12則和《槐西雜志》三第49則即是寫某些人為了謀取這一職位，競相用自己的妻子作為誘餌;甚至做了鬼的妻子不惜以“薦枕”相求。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封建社會里那些統治階級的爪牙多財病民的罪惡本質。

《筆記》涉及的社會矛盾是多方面的。全書直接反映民生疾苦的雖寥寥無幾，但有一些篇章所記敘的事是駭人聽聞的。《灤陽消夏錄》 二第19則記明崇禎末年，河南、山東遇到大旱災和蝗災，草根樹皮皆盡，以至以人為糧。婦女、幼童被反接鬻于市，名之為“菜人”，并具體描寫了“屠者買去，如刲羊豕”的慘不忍睹的景象。“周氏之祖，自東昌商販歸，至肆午餐。屠者曰：‘肉盡，請少待。’俄見曳二女子入廚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來。’急出止之，聞長號一聲，則一女已生斷右臂，宛轉地上。一女戰栗無人色。見周，并哀呼：一求速死，一求救。周惻然心動，并出資贖之。” 無獨有偶，《如是我聞》二第30則亦記有類似的事：“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饑，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間，入逆旅午餐，見少婦裸體伏俎上，繃其手足，方汲水洗滌。恐怖戰悚之狀，不可忍視。” 這是多么令人觸目驚心! 然而這絕不是一般的“小說家言”，而是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史載明末天啟、崇禎年間，社會危機十分嚴重，廣大農村陷于破產的境地，水、旱、蟲、霜，災情遍地，人民夏秋間吃樹葉水草，冬天吃儲存的野菜，許多地方發生吃石塊和人食人的慘象，人口大量逃亡，城鄉很少人煙，正可與上述記載相印證。

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婦女受束縛、受歧視、受欺壓歷來是最深重的，特別是那些為生活所迫，被鬻為奴，或被逼為妾媵以至淪為娼妓的，其命運更為悲慘。《筆記》對此作了深入的揭露，并表示了自己的同情。《槐西雜志》二第25則記某侍郎夫人駕馭女奴的“三部曲”云：“凡買女奴，成券入門后，必引使長跪，先告誡數百語，謂之教導;教導后，即褫衣反接，撻百鞭，謂之試刑。或轉側，或呼號，撻彌甚。撻至不言不動，格格然如擊木石，始謂之知畏，然后驅使。”多么殘忍而兇狠的手段! 同一則作者又自述其見聞云：“余嘗至一親串家，丈人行也。入其內室，見門左右懸二鞭，穗皆有血跡，柄皆光澤可鑒。聞其每將就寢，諸婢一一縛于凳，然后覆之以衾，防其私遁或自戕也。”這又是多么令人發指的暴行! 這類血淚斑斑的記載，在《筆記》中不一而足。《如是我聞》三第64則記一女孩因夜出觀劇，為人所掠賣，五六年后僥幸得脫，“歸時視其肌膚，鞭痕、杖痕、剪痕、錐痕、烙痕、燙痕、爪痕、齒痕遍體如刻畫”，由此不難想見她在這五六年中備受折磨摧殘，過著怎樣一種非人的生活，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這些被剝奪了人身自由的女奴，不僅在肉體上飽受凌虐，而且還要遭受人格上的侮辱。《姑妄聽之》四第19則記一個小女奴在主人的拷打、逼迫之下，誣服盜賣金釧;不久，女主人在檢點雜物時發現了金釧，才知道是冤枉了她，可是這個小女奴早已被毒打得體無完膚了。《筆記》中還寫了不少婦女被逼或被鬻為媵妾的故事。《灤陽續錄》二第16則記某甲女許字某乙子，繼而某甲貪利，以二百金鬻女為達官媵婢;后輾轉復被逼嫁為某乙子之妾，就是因為有過這一身不由己的經歷，其“姑終身以奴隸蓄之”。只此一句話，也可以見出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及其遭遇，實際上和一般的女奴并沒有多少區別。《槐西雜志》二第17則和《灤陽續錄》五第22則，寫同是在饑荒的年頭，兩對恩愛夫妻被活活拆散，兩婦分別鬻為貴官和富翁的姬妾。結果都是在得悉了丈夫已死的消息以后，跳樓而死。故事寫出了這兩個不幸的女子為生活所迫，隱忍茍活，盼望與故夫重新團聚，最終希望破滅，奮身殉情的曲折過程。盡管在篇末的評語中雜有迂闊之論，但是作者“哀其遇，悲其志”，也不能不對她們的悲慘遭遇和凜然正氣表示由衷的同情和贊佩。

盛時彥在《閱微草堂筆記》序中說：“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不僅紀昀，而且他的父親、曾經做過云南姚安知府的紀容舒也對宋明理學懷有反感。《灤陽續錄》 三第14則即引姚安公語云：“明之季年，道學彌盛，科甲彌重。于是黠者坐講心學，以攀援聲氣;樸者株守課冊，以求取功名，致讀書之人，十無二三能解事。”清初以來，承明季余風，這種情況實即也是紀氏父子所處的時代風氣。所以，《筆記》中對于宋儒的苛察不情，道學家的虛偽迂執時時有所排擊，是有它的針對性的。《灤陽消夏錄》四第39則云：“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圣賢。忽微風颯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札也。”真是鬼使神差! 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貪婪齷齪，這兩個標榜“存天理，滅人欲”以道學家自任的迂夫子的虛偽丑惡的面目在大庭廣眾之下霎時暴露無遺，諷刺不可謂不辛辣。再如《如是我聞》三第71則，寫某醫生一再拒賣墮胎藥，迫使一女子自縊而死，后在冥間狀告其殺人，醫生力白自己無辜，女子說：“我乞藥時，孕未成形，儻得墮之，我可不死。是破一無知之血塊，而全一待盡之命也。既不得藥，不得不產，以致子遭扼殺，受諸痛苦，我亦見逼而就縊。是汝欲全一命，反戕兩命。罪不歸汝，反歸誰乎?”故事中借一冥官之口抨擊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 的宋儒，也是切中要害的。對此，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經給予了肯定的評價。雖然后來魯迅又曾指出過：“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卻不許 ‘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于是而有學說，于是而有門徒，于是而有門戶，于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特別攻擊道學先生，所似是那時的一種潮流，也就是‘圣意’。所以我們常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自著的《閱微草堂筆記》里的時時的排擊。” (《且介亭雜文·買〈小學大全〉記》) 盡管作者對道學家的攻擊，主觀上仰體“圣意”，迎合了當時的潮流，并非與道學家有著根本的分歧，但從客觀上看，見解較為通達，思想較為開明，“且于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示拘迂，此先后諸作家所未有也。”因而是值得重視的。

《筆記》中有大量談狐說鬼、搜神志怪的故事，這是魏晉以來筆記小說中最常見的題材。紀昀是相信有鬼神的，并從理性上接受有鬼論，《如是我聞》四第31則引陳竹山語云：“吾以為人生作惡，特畏人知;人不及知之處，即可為所欲為耳。今乃知無鬼之論竟不足恃。”作者顯然是同意這種觀點的。他認為人們只有相信鬼神的存在，才能夠自覺接受“暗室虧心，神目如電”的說教，恃無鬼論則不利于勸善懲惡。因而在《筆記》中津津樂道地獄輪回、命運果報。但是紀昀畢竟是有見識、有眼光的學者，不同于一般的愚夫愚婦，所以他既相信有鬼神，但又并不一味地迷信鬼神，甚至還發出過“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灤陽消夏錄》五第32則)、“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灤陽消夏錄》三第11則)的疑問。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盛談狐鬼的《筆記》當中，卻又有許多精彩的不怕鬼的故事，其中像“曹竹虛言”(《灤陽消夏錄)一第22則)、“南皮許南金”(《灤陽消夏錄》六第9則)、“鬼避姜之莽”(《如是我聞》二第47則)、“戴東原言”(《灤陽續錄》五第1則)等篇，尤為人所稱道，這幾則故事結尾關于畏與不畏的一番議論亦至為精當，頗能予人啟迪。在《筆記》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則顯系借鬼狐以說人事，托寓言而寄感慨。《姑妄聽之》四第7則引莫雪崖言，一鄉人離魂入冥，遇一故友，導游地府，見三數奇鬼，狀貌丑怪，實際上譏刺了現實世界中形形色色巧偽諂媚、妄自尊大、忌刻深險的人，作者在篇末明言：“此當是其寓言，未必真有。然莊子、列子，半屬寓言，義足勸懲，固不必刻舟求劍爾。”《灤陽消夏錄》二第36則引朱青雷言：“有避仇竄匿深山者，時月白風清，見一鬼徙倚白楊下，伏不敢起。鬼忽見之，曰：‘君何不出?’栗而答曰：‘吾畏君。’鬼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顛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笑而隱。”虛無飄渺的鬼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那些居心險惡的小人，這話顯然是有感而發的，作者在本篇末了也直截了當地點出：“余謂此青雷有感之寓言也。”(全書像這樣明白聲稱屬于“寓言”性質的不下十處)

此外，《筆記》 還記載和表彰了一些鄉里或市井細民的言行。《槐西雜志》一第56則記徽州唐姓老翁善于獵虎：“老翁手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撲至，側首讓之。虎自頂上躍過，已血流仆地。視之，自頷下至尾閭，皆觸斧裂矣。”《槐西雜志》二第29則記佃戶孫某善于擊鳥：“嘗見一黃鸝，命取之。孫啟曰：‘取生者耶?死者耶?’問：‘鐵丸沖擊，安能預決其生死?’曰：‘取死者直中之耳，取生者則驚使飛而擊其翼。’ 命取生者。舉手銃發，黃鸝果墮。視之，一翼折矣。其精巧如此。”寥寥數語，寫出了他們技巧的高度嫻熟。《姑妄聽之》二第14則記一老河兵推究沉于河中的二石獸，當于河之上流覓之云：“凡河中失石，當求之于上流。蓋石性堅重，沙性松浮，水不能沖石，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處嚙沙為坎穴。漸激漸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擲坎穴中。如是再嚙，石又再轉。轉轉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 《槐西雜志》一第19則記河干一叟剖析投水而死和棄尸于水者的區別云：“凡沉于水者，上視暗而下視明，驚惶瞀亂，必反從明處求出，手皆掊土。故檢驗溺人，以十指甲有泥無泥別生投死棄也。”這兩則故事中的老河兵和河干叟，研求物理，鞭辟入理，表現了勞動者豐富的生活經驗和聰明才智。《筆記》還以肯定的態度寫了一些“君子不齒”的處于社會底層的女子，《姑妄聽之》三第47則寫一個灶婢的機智和膽略，《槐西雜志》三第3則寫一個漁家女的沉著勇敢，《姑妄聽之》四第5則寫一個妓女的義俠行為，作者批駁了那些無理的責難，贊揚了她們是“奇女子”和“女俠”，表現了一定的民主思想。

紀昀對中年時遠戍烏魯木齊的經歷印象很深，曾作有《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在《筆記》中也有不少追記西北邊陲山川景物和風土人情的篇章。又，紀昀所處的乾嘉之世盛行考據之學，他在《姑妄聽之》小序中自述其“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三十以后，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五十以后，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這種時代風氣也在《筆記》中留下明顯的印記。其中像《如是我聞》三第44則則借扶乩考論《西游記》“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太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常為《西游記》的研究者所征引，《槐西雜志》一第73則考辨《桂苑叢談》載方竹出大宛國(即哈薩克)、《古今注》載烏孫(即伊犁)有青田核、《杜陽雜編》載蕓香草出于闐國(即和闐)諸說，證之以實地見聞，指出 “均小說附會之詞”，亦鑿然有據。

《筆記》所涉及的社會生活面是很廣的，以上僅就其主要方面作了概括的介紹述評。當然，由于紀昀所處的社會地位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世界觀，由于他的那種“不乖于風教”，“有益于勸懲”，即不違背封建的倫理道德和有利于鞏固現存統治秩序的寫作目的，書中宣揚封建禮教、鼓吹奴隸道德以及渲染因果報應、鬼神迷信的地方確是相當多的。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不妨舉一個較典型的例子。《姑妄聽之》二第4則云：“沈媼言：里有趙三者，與母俱傭于郭氏。母歿后年余，一夕，似夢非夢，聞母語曰：‘明日大雪，墻頭當凍死一雞，主人必與爾。爾慎勿食。我嘗盜主人三百錢，冥司判為雞以償。今生卵足數而去也。’次日，果如所言。趙三不肯食，泣而埋之，反復窮詰，始吐其實。此數年內事也。然則世之供車騎受刲煮者，必有前因焉，人不知耳。此輩之狡黠攘竊者，亦必有后果焉，人不思耳。”故事宣揚了因果勸懲，而素材的提供者本身又是一個勞動婦女。在封建社會里，由于佛道思想的傳播和受物質生產、意識形態發展水平的限制，人們(包括勞動群眾)迷信冥冥之中的鬼神，相信天堂地獄、輪回果報，這乃是一種歷史的幼稚性。這種思想并不是《筆記》中所特有的，在優秀的文言小說集《聊齋志異》中也不乏其例。問題是紀昀不僅記述了這個故事，而且在故事結束之后又生發出一通議論，勸導人們安于被壓迫、供驅使、受宰割的命運，赤裸裸地維護并宣揚了剝削階級的哲學。這正是因為他“不安于僅為小說”、“過偏于論議”，又受時代和階級的雙重限制，遂致“與晉、宋志怪精神，自然違隔;且末流加厲，易墮為因果報應之談”。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這類內容特別為封建統治階級所欣賞和推重，以至譽之為“覺夢之清鐘，迷津之寶筏”，并把它選編成為陰騭文、勸善書之類的讀物加以推廣。而這些正是我們今天所要著重予以批判和揚棄的封建性糟粕。

《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志異》，有著不同的藝術風格和寫作特點，這只要拿兩者稍作比較，就可以看出它們之間明顯的區別：

第一，《聊齋》“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在創作方法上，它更多地得力于唐人傳奇小說，長于鋪敘描繪，形象生動傳神，想象豐富奇特，達到了很高的美學成就;《筆記》則著意模仿晉、宋志怪，尚質黜華，以立體謹嚴，敘述簡古為其特色。

第二，《聊齋》中的多數篇章，結構工巧，故事情節曲折離奇，極盡其波瀾起伏、騰挪跌宕之能事，其體制接近于近代的短篇小說; 《筆記》則一般故事性較弱，篇幅也比較簡短，但作者敘寫見聞，不拘一格，意匠經營，不露痕跡，每能于不知不覺中引人入勝。其中有小部分體式更近于隨筆、小品、詩話、談片之類，這與筆記這種體裁歷來就容量很大的特點有關，而非體例不純。

第三，《聊齋》的語言精雕細琢，華美典麗，尤長于描摹人物對話，有著繪聲繪色的藝術效果;《筆記》的語言則不事雕飾，淡雅明凈，平易自然，使人有洗盡鉛華、天趣盎然之感。寫景狀物，亦時有可觀，如《槐西雜志》二第15則寫避暑山莊清幽的景色，《如是我聞》二第18則、《槐西雜志》二第37則寫塞外的奇卉異獸，《如是我聞》四第48則寫雄獅的威武都是傳神之筆。作者辨析事理，精微入妙，但有時議論說教過多，或游離故事情節，津津于引經據典，未免令人生厭。

《聊齋志異》和《閱微草堂筆記》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各有其長處和特色，雖然就總體而論，后者的成就和影響不及前者。但它們代表著明清筆記小說中兩種不同的流派，對清代文壇和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都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前人在評論這兩部作品時，揚《筆記》而抑《聊齋》，如俞鴻漸《印雪軒隨筆》卷2云：“《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閱微草堂五種》。蓋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繪，未脫唐人小說窠臼;若《五種》，專為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垂戒切，初不屑于描頭畫角，而敷宣妙義，舌可生花，指示群迷，石能點頭，非留仙所及也。”這自是出于封建士大夫的偏愛，但我們也不能反過來為了推崇《聊齋》而過分地貶抑《筆記》，那也是不公平的。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閱微草堂筆記》這部書，還它以小說史、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