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龍全傳》解說與賞析

吳璇

《飛龍全傳》，舊名《飛龍傳》，共60回。顧名思義，此書是為“飛龍”作傳。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極為特殊的內涵，龍的原始形態是蛇，中國遠古傳說中的人類始祖、神人英雄大多是人面蛇身，如煉石補天的女媧，始作八卦的伏羲，勇爭天下的共工，開天辟地的盤古，等等。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以蛇圖騰為主的華夏氏族不斷融合其他氏族，寫實的蛇圖騰也不斷吸取其他圖騰形象而演變為具有超自然意義的龍。先秦時龍的使用比較寬泛，人們曾用龍來比喻賢人和君子。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龍的地位迅速上升，秦始皇也被龍化了。此后中國古代歷朝統治者都以龍體自喻，尤其到唐宋以后，一切與龍有關的事物皆為封建皇帝所專有，在人們的心目中，皇帝也就成為龍的化身。

《飛龍全傳》的作者正是從這種傳統思想出發，以小說的形式為所謂的真龍天子——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作傳，描寫了他登基之前的故事。差不多一切正史都要把開國皇帝加以神化，《宋史·太祖本紀》也不例外，如說他出生時“赤光繞室，異香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既長，容貌雄偉，器度豁達，識者知其非常人”云云。不過，趙匡胤的發跡本身確有一些傳奇色彩，趙家雖累代統兵，但他年輕時并不得志，為了尋找機遇，曾走南闖北，而“漫游無所遇”，經歷了不少曲折才得以黃袍加身。他當了皇帝之后，致力于統一中國，削平藩鎮割據，恢復社會安定，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的愿望和歷史發展的趨勢。所以，趙匡胤的故事在宋朝就成為文人筆記和民間傳說的題材了。元、明間羅貫中的雜劇《趙太祖龍虎風云會》中有趙匡胤“正應九五飛龍在天之數”之說，“九五飛龍在天”是《易經》乾卦中的話，后人便用“飛龍”指帝王。宋、金、元、明小說、戲曲中，有大量描寫趙匡胤及其有關人物的作品。(詳見裴效維：《談談<飛龍傳>》，寶文堂書店版《飛龍全傳》附錄)長篇章回小說《飛龍全傳》正是在以前的民間文學和文人創作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由于它吸取、綜合、提煉了同類題材作品的豐富成果，進一步加以改編和藝術加工，因而內容更為完整，手法更為純熟，影響也更為深遠，是一部至今還擁有眾多讀者的通俗小說。

小說開始時，趙匡胤“正當年交18歲，生得容貌雄偉，器度豁達，更兼精通武藝，膂力過人”。他生性豪俠，喜打不平。雖然作書人迫不及待地告訴讀者，趙匡胤是“赤須火龍下降人間”，我們的主人公卻還沒有這種“自我意識”和“自我發現”。而且那時的“人才學”——看相似乎還不夠權威，那位“奉了師父陳摶老祖之命，下山來扮作相士模樣，遍游天下，尋訪真主”的苗訓(字光義)先生一見匡胤便口稱“萬歲”，并說“主公實為應運興隆之主，不數年之間，管教身登九五”，他所得到的回報竟是一頓痛打。苗訓代表的是天意，他的使命就是為趙匡胤設計一條登上九五之尊的平坦大道，他自始至終指示趙匡胤應該如何如何，不應該如何如何。作者正是通過他，極力宣揚“世事如棋，從來興廢由天命”的宿命論思想。

如果趙匡胤真是對于苗先生的指示唯命是從，遵行不誤，那么，《飛龍全傳》只能成為一本拙劣的天命論或宿命論的教科書。顯然，作者懂得小說是不能這樣寫的。他的辦法是，來個反其道而行之，讓趙匡胤幾乎事事處處都有意或無意地違背苗訓的指示和勸告，由此而發生一系列驚心動魄的故事和人物的矛盾沖突。他因為砸了苗訓的相館，又不聽“此去休要入廟堂，一時戲耍見災殃”的警告，戲騎泥馬，驚動了朝廷，被迫離開汴梁，發配大名府充軍，應了苗訓 “單騎離故鄉”的預言。在大名府，他與名妓韓素梅約訂終身，并痛打了惡霸韓通。兩年后，他回到汴梁，又大鬧御勾欄，殺死女樂，從此開始逃亡生涯。途中先后結識了柴榮、鄭恩，三人結為兄弟，同奔關西。鄭恩把苗訓要他轉交的八個銅錢和一個柬帖交給趙匡胤，帖上寫著：“輸了鸞帶莫輸山，賭去銀錢莫賭誓。”匡胤將柬帖撕碎，說：“今觀他胡謅匪言，誰肯信他?”(第9回)到了木鈴關，因官府張貼告示緝拿，他不得不與柴、鄭二人分手，獨自往首陽山投親。正當投親不遇時，苗訓又叫史魁送來一個柬帖兒，上面寫著幾句七言詩，再次暗示他以后的遭遇及應注意事項，最后說：“關東再與君推算，眼望陳橋兵變期。” 趙匡胤“一時不解其意，只得收在囊中”(第16回)。在歷經變故之后，他漸漸覺得 “苗光義的陰陽都已有準”。(第17回)但又埋怨苗：“不該到處賣風，對人亂說，倘被當今知道，如何了得?”(第38回)同時對苗的推算仍有懷疑(第44回)。直到苗訓散布“日下又有一日”的輿論，促成了陳橋兵變，趙匡胤方“如夢初醒，想起前日相面之詞，真是先見，懊悔屢屢失禮于他”。就這樣，小說既宣揚了天命論，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出一個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后者才是《飛龍全傳》的成就所在，雖然前者不可避免地對于后者造成了限制和損害。

趙匡胤之所以不肯亦步亦趨地按苗訓的指示行事，這是由其性格決定的。中國的許多古典小說(如《三國演義》)，其人物性格往往一出場時就已定型化。但定型化并不等于簡單化、公式化。世所公認，《三國演義》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個性鮮明、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飛龍全傳》中的趙匡胤的性格也是一出場就被規定了，這就是：“生性豪俠”，“喜打不平”。在“禪州結義”(第38回)以前，小說用大量的篇幅，通過一系列故事，生動地刻畫了趙匡胤敢于反抗強暴、為民除害的俠義性格。在逃亡路上，他從昆明山草寇手中救出了民女張桂英(第5回)，與鄭恩一起消滅了在銷金橋私設關卡抽取往來客商稅息的“坐地虎”董達兄妹(第7—11回)，接著又從強人手中救出趙京娘，并護送京娘回鄉(第18—19回)，等等。最集中體現趙匡胤疾惡如仇、見義勇為的性格特征的，要數那在民間廣為流傳、深受群眾喜愛的三打韓通的故事了。

韓通是作為趙匡胤的對立面出現的書中一個主要反面人物，他們的斗爭貫穿于全書的始終，三打韓通實際上是全書情節發展的一條主干。有了這條主干，整個故事才顯得散而不亂，脈絡分明。韓通在第2回就登場了，他是怎樣一個人呢?先聽韓素梅對趙匡胤作的介紹：“公子有所不知。這人姓韓名通，乃是這里大名府的第一個惡棍，自恃力大無窮，精通拳棒，成群結黨，打遍大名府，并無敵手。因此人人聞名害怕，見影心寒，取他一個大名，叫做韓二虎，真正兇惡異常，橫行無比。就是我們行院中，若或稍慢了他，輕則打罵，重則破家。”無怪乎一聽韓通來了，素梅“只嚇得面如土色，舉手無措”。而趙匡胤卻毫無懼色，大叫道：“反了，反了，氣殺吾也! 怎么的一個韓二狗，便裝點得這般利害? 豈不知俺趙匡胤，是個打光棍的行手，憑你什么三頭六臂，伏虎降龍的手段，若遇了俺時，須叫他走了進來，爬了出去。”他把韓通打倒在地后，小說有這樣一段描寫：

(匡胤)一把按住，提起拳頭，如雨點一般，將他上下盡情亂打。韓通在地大叫道：“打得好，打得好!”匡胤喝道：“你這死囚! 還是要死，還是要活?若要活時，叫我三聲祖爺爺，還叫素梅三聲祖奶奶，我便饒你去活;若是不叫，管教你立走黃泉，早早去見閻羅老子。”韓通道：“紅臉的，你且莫要動手，我和你商量：俺們一般的都是江湖上好漢，今日在你跟前輸了銳氣，也只是勝敗之常;若要在養漢婆娘面前賠口，叫我日后怎好見人?這是斷斷不能。”匡胤聽說，把二目圓睜，喝聲道：“韓通，你不叫么?”又把拳頭照面上一頓的打，直打得韓通受痛不過，只得叫道：“祖爺爺，我與你有甚冤仇，把我這等毒打?”匡胤又喝道：“你這不怕死的賊囚，怎么只叫得我?快快叫了素梅，我便饒你的命。”韓通無奈，只得叫一聲道：“我的祖太太，我平日從不曾犯你的戒，也算得成全你苦守清名，怎么今日袖手旁觀，不則一聲，忒覺忍心害義。望你方便一聲，解勸解勸。”(第3回)一個是英雄本色，一個是無賴嘴臉，兩相對照，十分鮮明。趙匡胤勒令韓通立即離開大名府，韓通又羞又氣，抱頭鼠竄逃往平陽，希圖后報。這就是“趙匡胤一打韓通”。

二打韓通發生在第29回。這時趙匡胤已在孟家莊與鄭恩重逢，兩人來到平陽鎮。匡胤的寶馬被人搶走，經打聽，這人就是韓通的兒子韓天祿。原來韓通從大名逃到這里，本性不改，仗著慣使槍棒拳腳，橫行無狀，科斂百姓，而且縱放兒子淫人妻女，詐人財帛。雖然韓通武藝不弱，連鄭恩也非對手，但他很快就被匡胤制服。請看：

當時匡胤一手揪著韓通的頭發，一手執著拳頭，照著韓通臉上，喝聲：“你且睜開驢眼，看我是誰”，此時韓通已是打得眼腫鼻歪……仔細望上一看，方知是趙匡胤……心下想道：“好利害! 怎么他又在這里助那黑漢?可見我的造化低，又遇了這個魔頭，免不得要下氣伏軟些，才可保全性命。”于是歡容的答道：“原來是趙公子駕臨，自從在大名府一別，直到如今，不知公子安否?”匡胤笑道：“你既認得我，可知當日大名府打了你，如今可還害怕么?”韓通聽問，想道：“我前番雖曾挨他的打，連妻子也不知道。今日這些徒弟和我兒子在此，若滅盡了銳氣，日后怎好出頭?”仔細思量，莫輸口氣，輸了身子罷，便道：“公子，我與你多年相好，廝親廝敬，連面也不曾紅過，今日如何取笑?請到舍下，一敘久別之情，才見義氣的朋友。”欺軟怕硬而又死要面子的惡棍的形象躍然紙上。但趙匡胤不為他的花言巧語所動，硬是逼著韓通當著眾人寫下了執照，不許再來。正如他自己說的：“只為俺一生最喜鋤強扶弱，屏惡攜良，因此路見不平，權為公舉。”

趙匡胤和鄭恩被眾人留在平陽住了幾月，聞說汴梁城已換了朝代，柴榮的姑夫郭威當了皇帝，百鈴關正在招兵買馬，二人便往百鈴關而來。在百鈴關，趙匡胤巧遇韓素梅和她的養子祿哥。俗話說，冤家路窄，那韓通逃離平陽后，就到禪州投奔柴榮，現為鎮守百鈴關的元帥。祿哥出去捕魚，受到韓天祿欺負，由此引出三打韓通。韓通仍是死要面子，哀聲求道：“趙公子，求你容情，如今職掌元帥，比不得在大名府與野雞林的故事，求你留些體面。”最后在柴榮的調停下，韓通向趙、鄭二人賠禮了事。

小說第1回說：“只就他未登九五之時，把那三打韓通、禪州結義這許多事跡，表白出來，可以使聞者驚心，觀者吐舌。”可見作者也把三打韓通看作全書的大關目，重頭戲，精心描寫，著力刻畫。值得指出的是，在三打韓通的故事中，趙匡胤主要不是作為“潛龍”為自己成為“飛龍”掃清障礙而行動，而是基本上代表了封建社會中廣大受苦的百姓，向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惡勢力進行英勇斗爭。這個故事具有相當深厚的社會基礎，因此，它基本上沒有那種像書中其他情節里常常攙雜的奇幻乃至荒誕的神怪色彩，也就不奇怪了。

緊接著第36回“三挫折義服韓通”(即三打韓通)之后，便是所謂“龍虎聚禪州結義”(第38回)。從此，趙匡胤追隨柴榮，東討西伐，南征北戰，盡管表面上仍是轟轟烈烈，但除了個別故事如陶三春拳打鄭恩之外，已經沒有什么動人的故事了。這是因為，這時的趙匡胤不再是人民渴望和愛慕的那種濟困扶危的豪俠義士，矛盾的性質已經轉成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權斗爭。就以趙匡胤與韓通之間關系來說，矛盾雖然繼續存在，例如韓通兒子韓天祿與趙匡胤弟弟趙匡義爭娶符太師的次女，直至最后韓通反對陳橋兵變，但是性質顯然與過去三打韓通時不同了。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趙匡胤當上了皇帝，反而“深念韓通之死，贈為中書令，以旌其忠”，而對于殺死韓通的王彥升，則加以“擅殺主將之罪”，“雖有幸寬宥之，但革其官，終身不用”。也只有把握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更深刻地解釋全書前后兩半部在思想意義和藝術成就上的差異。

小說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書中的第一主人公未必就是描寫得最成功或最受讀者喜愛的形象。在《飛龍全傳》中，鄭恩如果不是寫得最出色，至少也是最討人喜歡的一個人物形象。從美學角度看，倘若把美粗略地分為優美和壯美兩個范疇，那么，人們很容易發現中國古代小說中有一個壯美型的人物形象系列：《三國演義》中的張飛，《水滸傳》中的李逵，《楊家將演義》中孟良、焦贊，《隋唐演義》中的程咬金，《說岳全傳》中的牛皋……他們勇猛威武，剛直不阿，忠厚淳樸，魯莽粗獷。鄭恩雖不及這些名字那樣家喻戶曉，但也無愧為這個大家族的一員。

鄭恩，字子明，自稱“樂子”，自幼父母雙亡，流落江湖，靠挑賣香油度日。他生得形貌丑陋猙獰，曾被人當成白日惡鬼出現。他力大無窮，性格暴躁，一出場就給人深刻印象。第8回寫他要去救助正與董達苦斗的趙匡胤，可是手中沒有兵器，抬頭看見那路旁種著數十株棗樹，便“連忙走至跟前，逐株相了一遭，只揀大大的一株，走近數步，探著身子，將兩手擒住了樹身，把兩腿一蹬，身體往后用力一掙，只聽得‘轟’的一聲響處，早把那株大樹連根帶土拔了起來。遂又磕去泥根，扯掉了樹葉，約有百余斤沉重。橫擔肩頭，只望那塵起處奔走。”這一招一式，真是虎虎有生氣，不由得令人想起魯智深倒拔垂楊柳。只見他“舉起了這株棗樹，大步沖將進去，不顧好歹，望著賊兵如耕田鋤地的一般，排頭兒亂筑”，賊兵“搠著即死，遇著即亡”。這又宛如掄起板斧、逢人即砍的李逵模樣。

作者安排鄭恩受了苗訓的指點去救趙匡胤這個“真主”，所以他有“果遇真主，就與他八拜為交，結個患難相扶的朋友，博得日后封個親王鐵券”的想法，但是鄭恩的英雄氣概并不表現在對功名仕途的狂熱追求上，他渴望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能夠任性而行，不為世俗的利害關系所束縛。這一點，在他和柴榮的矛盾中很突出地反映出來了。在黃土坡，柴榮、趙匡胤、鄭恩三人“義結金蘭”。到了木鈴關，趙匡胤無法過關，由鄭恩伴同柴榮過關賣傘。從過關時丟失銀錢，到柴榮病倒在客店，二人矛盾步步加深。最后因鄭恩把柴榮賴以為生的傘、車都拿去換錢吃喝，柴榮終于開口罵道：“阿唷! 你這黑賊，累我弄到這般光景……你這黑賊，再在此跟我幾日，只怕連我身體也要被你葬在肚里了。你這等人，還要與你做什么朋友?不如早早撒開，各尋頭路，休得在此累我長氣。”鄭恩聽了，心中大怒，也罵道;“你這稀尿的傘夫，劣貨的蠻子! ……你既沒情，樂子也便沒義了，從今各自走路罷了!”

有的研究者認為，柴榮大病，而鄭恩忍心舍之而去，這不符合鄭恩剛直的性格，未免有些矛盾。其實，這并不是鄭恩性格本身的不一致，而是由二人性格不同而必然產生的沖突。柴榮是個小商人，常常表露出心胸狹窄、自私慳吝的世俗習氣，不能理解，更不能欣賞鄭恩那種粗獷豪放的英雄本色，反而跟鄭恩錙銖計較，自然引起后者的不滿和鄙視。正直剛烈，即使對于結義兄長也不肯委曲求全，這正是鄭恩之所以為鄭恩之性格特點。由于出身和經歷不同，柴榮、趙匡胤和鄭恩三人性格也各異，作者的描寫相當有分寸。但小說開始把柴榮寫得懦弱無能，胸無大志，后來他投奔姑夫郭威后，卻雄心勃勃，精明能干，前后判若兩人，倒確是人物性格刻畫上的自相矛盾之處。

小說后半部中，鄭恩與丑女陶三春始于相打、終于成親的故事，是全書里最富喜劇性的情節。鄭恩因天熱偷瓜，打了園公，被陶三春打倒在地：“三春掄起拳頭，又是幾下，打得鄭恩怪叫不止道：‘樂子吃了虧。’ 三春惱的這一句，喝道：‘好黑賊，還敢胡說，你是誰的老子?’那園公要報打他之仇，便接口說道：‘姑娘，他討便宜，要做你的老子。’三春大怒，提起拳頭，一連又是十多下，打得鄭恩痛苦難忍，叫號連天。”(第40回)后來由趙匡胤作伐，鄭恩與三春定了親。但開始鄭恩對此事不甚樂意，回到京城，他對周世宗柴榮說：“方才臣已說過，總不要這女人。如陛下要去迎來，這原是二哥做的媒，任二哥娶了去。” 他怕結婚以后，“ 一步也做不得主，呆呆的聽人吩咐，好不耐煩”。眼看娶親之期已近，鄭恩不知婚姻禮數，跑去向趙匡胤請教時，還說：“二哥，兄弟想這女娃娃，實是氣他不過。到了這日，等待拜堂過了，兄弟便去多呷幾壺酒，不去睬他，竟自睡覺。你道好么?”這些描寫，把一向無牽無掛、天真魯莽的鄭恩此時此刻又羞又氣、又喜又怕的特殊心理表現得惟妙惟肖，不但使他的形象增添了喜劇色彩，還使他的性格更加豐滿。

《飛龍全傳》具有濃重的奇幻色彩，書中有不少純屬荒誕、迷信的描寫。古代人民群眾往往賦予其所喜愛的英雄以超自然的力量，而這又是通過這些英雄戰勝同樣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對手來得到實現的。可以說，這是我國古代英雄傳奇和歷史演義小說的傳統特色。《飛龍全傳》中的趙匡胤有一條神奇的鸞帶，平時束在腰間是一條帶子，戰斗時解落下來，便成一條棍棒，而且能護身破邪。鄭恩長著左大右小的雌雄二目，善識妖邪。像這樣一些描寫，看似荒誕，實則有助于渲染英雄的神勇威武，增添作品的傳奇色彩。當然，由于作者思想水平的限制，《飛龍全傳》在處理真實和奇幻的關系方面，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削弱了作品的藝術效果。

盡管從思想和藝術水平來看，《飛龍全傳》并不是我國古典小說中的上乘之作，許多文學史、小說史甚至對它不屑一提，但是它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如前所述，《飛龍全傳》是在繼承和吸取以前民間傳說和文學作品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反過來，它本身對于后代的小說、戲曲、說唱藝術等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單以戲曲來說，據不完全統計，由《飛龍全傳》的人物和故事改編而成的京劇和地方戲劇目有幾十種之多，例如《輸華山》、《飛龍傳》、《三打陶三春》等，《阿Q正傳》中阿Q所唱的“手執銅鞭將你打”，就是出于紹劇《龍虎斗》，演的正是《飛龍傳》故事。《飛龍全傳》至今仍然吸引著為數不少的讀者，它確是群眾性的通俗小說。

有的小說史把 《飛龍全傳》和另一部描寫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小說《英烈傳》同列為明代末年的作品，實際上，由于資料的缺乏，《飛龍全傳》的成書年代及其原作者都不能確考。現在我們能看到的只有清代乾隆三十三年(1768)吳璇的修訂本。吳璇，字衡章，別署東隅逸士，生平不詳。據他寫的序言說，“己巳歲”即乾隆十四年(1749)，朋友送給他一本名曰《飛龍傳》的書，因為“視其事則虛妄無稽，閱其詞則浮泛而俚”，他當時又正埋頭科舉，“無暇他涉，偶一寓目，即鄙而置之”。后來屢試不第，棄文經商。直到乾隆三十三年，他“復理故業”(指“舉子業”)，課習之暇，為了“自抒其窮愁閑放之思”，“于是檢向所鄙之《飛龍傳》，為之刪其繁文，汰其俚句，布以雅馴之格，傳神寫吻，盡態極妍”，要“令閱者驚奇拍案，目不暇給”。我們可以相信，通過他的修訂加工，確實提高了《飛龍傳》的藝術質量，以致只有他的本子能夠流傳于世。

吳本《飛龍全傳》的舊刻本很多。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為“中國小說史料叢書”之一出版的《飛龍全傳》，以東皋書屋藏板為底本，題為吳璇著。1982年寶文堂書店作為 “傳統戲曲、曲藝研究參考資料叢書”之一，也印行了《飛龍全傳》，該書以崇德書院本為底本，題為東隅逸士編，書前的“校訂說明”和書后的幾種附錄對于了解這部小說的版本、故事的流傳與演變等等提供了很多資料，頗便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