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高唐州》解說與賞析

柴進的“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敕賜丹書鐵券”，即持有宋朝開國皇帝賜給功臣的證件，可以世代享有優遇及免罪等特權，因此他能常常把觸犯刑律的江湖好漢，庇護在家，無人敢搜。像柴進這樣一位享有封建貴族特權的人物，他又怎么會走上梁山造反的道路呢? 《水滸傳》第51回至第54回，正是通過宋江親率梁山大軍攻克高唐州，從死牢里救柴進上梁山造反的過程，進一步揭示了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生動地刻畫了柴進、李逵、吳用等英雄形象。

金圣嘆在貫華堂本《水滸傳》第52回的評語中說：“此篇純以科諢成文，是傳中另又一樣筆墨。然在讀者，則必須略其科諢，而觀其意思。”為什么說它“是傳中另又一樣筆墨”呢?這“另又一樣筆墨”的具體特點又是什么呢?我們又該怎樣透過這“另又一樣筆墨”，而“觀其意思”呢?我們認為，這“另又一樣筆墨”，不只是像金圣嘆所說的“純以科諢成文”那樣簡單，更重要的是它在故事情節的安排和人物性格的表現上，運用了相反相成的藝術辯證法。其主要表現：

張與弛。作者采用一張一弛、張弛相間的手法，使故事情節的發展如前浪推后浪那樣波浪式地前進，使故事情節的發展給讀者以張弛適度的節奏美。如柴進被高唐州知府高廉抓去，打得皮開肉綻，投入死囚牢獄。李逵連夜上梁山泊報信后，宋江等二十二位頭領，兵分兩路，各率五千、三千馬步軍兵前來攻打高唐州。不料高廉有三百神兵，會施展妖法，使林沖五千軍兵折了一千余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宋江運用九天玄女天書上的“回風返火破陣之法”，“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劍敲動，向那神兵隊里卷一陣黃沙，就中軍走出一群猛獸”，又使“宋江人馬，大敗虧輸。高廉趕殺二十余里”。如此“連折了兩陣，無計可破神兵”。在這萬分緊張之際，作者卻不使故事情節繼續緊張下去，而是把筆墨從寫他們在戰場上如何刀槍廝拼，轉入描寫戰場以外的“戴宗智取公孫勝李逵斧劈羅真人”。因為軍師吳用提出，要想破高廉妖法，只有請公孫勝來。“若不去請這個人來，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難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接著作者所描寫的，便是戴宗和李逵在去薊州請公孫勝的途中，如何對李逵偷買牛肉吃，違背“須要一路上吃素，都聽我的言語”的諾言，進行戲謔、捉弄性的懲罰，使李逵終于坦白認錯;在找到公孫勝之后，因為羅真人不答應公孫勝回梁山，李逵便刀劈羅真人，羅真人又使李逵受了許多磨難，才終于把公孫勝請來幫助宋江打下高唐州，救出了柴進。這種種描寫如容與堂刻本《水滸傳》的回評中所說：“那一事不趣?那一言不趣?”“羅真人處固妙絕千古，戴院長處亦令人絕倒，每讀至此，噴飯滿案。”在打高唐州血與火的生死搏斗中，面臨兩次敗下陣來的險境，作者插進這整整一回無一事不趣，無一言不趣的文字，使極其嚴肅、緊張的情節，轉入妙趣橫生的諧謔戲弄之中，使讀者在緊張之中及時得到了輕松愉快的調劑。

高廉會施妖法，宋江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公孫勝仗劍作法，能使“空寨中平地上刮剌剌起個霹靂”，“光焰亂飛，上下通紅”，使高廉的三百神兵無路可走，盡被殺在寨里。這一切顯然純屬神奇的虛構的幻筆，然而好在作者卻不是通篇以幻術取勝，僅只是以幻筆作點綴，決定勝負的關鍵還是真實的人物性格。如在宋江打高唐州連折了兩陣之后，作者就寫吳用預料到“若是這廝會使神師計，他必然今夜要來劫寨，可先用計提備，此處只可屯扎些少軍馬，我等去舊寨內駐扎。”后果不出吳用所料，高廉劫寨中計，被楊林、白勝“一箭正中高廉左肩”，使高廉只好“回到城中養病”。這樣既突出了吳用“智多星”的性格，又為宋江派戴宗、李逵赴薊州去請公孫勝提供了必要的時間和合理的條件。公孫勝來到之后，宋江也不是僅靠他的仗劍作法取勝，而是突出了吳用利用高廉派人去鄰近州府求救兵的機會，“將計就計”，“使兩枝人馬，詐作救應軍兵”，高廉誤以為是兩路救軍到了，大開城門，分頭掩殺出去，回頭望見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號，舉眼再看，無一處是救應軍馬，只得率領敗卒殘兵，往小路逃竄，結果被埋伏的雷橫“一樸刀把高廉揮做兩段”。作者說這是“行兇畢竟逢兇，恃勢還歸失勢”。這種情節發展的邏輯，不是很真實么?在戴宗、李逵往薊州請公孫勝的途中，戴宗用“神行法”對李逵的偷吃牛肉、不聽他的話進行捉弄，這種捉弄的方式是虛幻的，而由此所表現出來的李逵那種不安分守己的性格，卻顯得格外真實。羅真人不肯答應公孫勝去救援宋江破高唐州，李逵便偷偷去砍殺羅真人和他的一個道童，結果卻只是砍了羅真人的兩個葫蘆，而羅真人因此一方面說看在李逵的面上讓公孫勝去，另一方面卻又以“其心不善，且教你吃些磨難”，使李逵在薊州府被牢子節級用狗血、尿糞從頭淋到腳下。這些情節雖屬荒誕不經，但由此所表現出來的李逵敢于斗爭的性格和羅真人不得不屈服于李逵的要求，允許公孫勝跟戴宗、李逵去援助宋江的情節發展，卻既令人信服，又發人深省。

可見，這種真與幻的統一，是建立在為表現人物性格服務的基礎之上的。真，主要表現為情節發展邏輯的真實，人物性格特征的真實;幻，則使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的表現形式更具有傳奇性和趣味性，令人在忍俊不禁、輕松愉悅的氛圍之中，獲得深刻的思想教益和強烈的藝術感受。

正與反。故事情節的發展是建立在人物性格的基礎之上的，是為刻畫人物性格和表現作品的思想傾向服務的。正與反兩種人物性格的矛盾，正是這段故事情節發展的基礎。柴進依仗他是 “累代金枝玉葉，先朝鳳子龍孫”，有“丹書鐵券護家門”，便有恃無恐。不料高唐州知府高廉依仗他哥哥朝廷太尉高俅的勢力，高廉的內弟又依仗高廉的勢力，要霸占他叔叔柴皇城家的花園，柴皇城不肯，殷天錫就帶了二三十人來行兇搶劫，使柴皇城活活氣死。柴進帶了李逵一起去處理此事，李逵憤憤不平地說：“這廝好無道理!我有大斧在這里，教他吃我幾斧，卻再商量。”而柴進卻迷信他有圣旨護持，說：“他雖是倚勢欺人，我家放著有護持圣旨。這里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放著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殷天錫又帶著一幫閑漢來要房子。柴進說叔叔“夜來已自身故”，答應“待斷七了搬出去”，而殷天錫卻蠻不講理、威脅恫嚇，柴進說：“直閣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著先朝丹書鐵券，誰敢不敬!”可是“先朝丹書鐵券”已經完全失去了威懾的力量。作者寫殷天錫聽了大怒道：“便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左右與我打這廝!”正當眾人將要動手之際，幸好李逵沖進來，大吼一聲，拳頭腳尖一發上，把殷天錫打死了，柴進便叫李逵快回梁山泊去，說“官司我自支吾”。李逵說：“我便走了，須連累你。”這時柴進還迷信誓書鐵券的威力，說：“我自有誓書鐵券，你去便是，事不宜遲。”李逵剛走，高廉即派來“二百余人各執刀杖槍棒，圍住柴皇城家”，把柴進捉拿到州衙，任憑柴進申明“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門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高廉還是下令“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發下牢里監收。殷夫人要與兄報仇，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占住了房屋圍院，柴進自在牢中受苦。柴進依仗家有誓書鐵券，想通過打官司的合法途徑解決問題，這本是很正當的做法，可是在那個社會，正當的做法，合法的斗爭，卻無濟于事。像李逵那樣憤起用自己的拳腳直接打死殷天錫，雖屬不合法的造反行為，但在作者看來，這卻是合情合理的，所以當晁蓋為此責怪李逵“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作者便寫李逵理直氣壯地答道：“柴皇城被他打傷，慪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這里李逵的“反”，恰恰與處處依仗誓書鐵券，迷信合法斗爭的柴進的“正”，形成了兩種思想性格的鮮明對照。容與堂刻本《水滸傳》的評語說得好：“我家阿逵只是直性，別無回頭轉腦心腸，也無口是心非說話，如殷天錫橫行，一拳打死便了，何必誓書鐵券。柴大官人到底有些貴介氣，不濟，不濟。”

直與曲。金圣嘆在貫華堂本《水滸傳》第53回的回評中說過： “李逵樸至人，雖極力寫之，亦須寫不出。乃此書但寫李逵樸至，便倒寫其奸猾;寫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樸至，真奇事也。”用寫李逵的奸猾，來寫李逵的樸至，這就是要寫出人物性格表現形式的曲折性，正確處理人物性格描寫上直與曲的辯證統一的關系。如羅真人因為李逵曾經要砍殺他，便用神術來使他遭受磨難，戴宗每日磕頭禮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逵。羅真人道：“這等人只可驅除了罷，休帶回去。”這時作者便通過戴宗之口，直接的、正面的描寫了李逵的好處。作者寫“戴宗告道：‘真人不知，這李逵雖是愚蠢，不省禮法，也有些小好處：第一，鯁直，分毫不肯茍取于人。第二，不曾阿諂于人，雖死其忠不改。第三，并無淫欲邪心、貪財背義，敢勇當先。因此，宋公明甚是愛他。不爭沒了這個人，回去教小可難見兄長宋公明之面。’羅真人笑道：‘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天殺星之數，為是下土眾生作孽太重，故罰他下來殺戮。吾亦安肯逆天，壞了此人?只是磨他一會，我叫取來還你。’”戴宗與羅真人的這段對話，便是作者對李逵的性格一直一曲的刻畫：直，則正面闡明李逵性格的好處;曲，則名義上說“這等人只可驅除了罷”，而實乃強調“下土眾生作業太重”的黑暗社會，需要有李逵這種敢拼敢殺的造反英雄。

對人物性格作直接的正面的描寫，這比較好辦;困難的是如何找到人物性格在豐富復雜的生活中的曲折的表現形式。水滸英雄在打下高唐州、殺死高廉之后，寫李逵如何“下井救柴進”，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成功的創作經驗。柴進被高唐州的當牢節級藏在一口八九丈深的枯井里，吳用說：“誰人敢下去探看一遭?”“話猶未了，轉過黑旋風李逵來，大叫道：‘等我下去!’”這一聲“大叫”，便使李逵那忠勇之態和粗魯之氣，活躍紙上。接著寫“宋江道：‘正好，當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報本。’”李逵這個樸至的老實人，過去被人捉弄慣了，因此他聽了宋江這話，又怕叫他下井是捉弄他，因此作者寫“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們莫要割斷了繩索。’”吳用當即批評說：“你卻也忒奸猾。”金圣嘆于此處夾批道：“罵得妙，妙于極不確，卻妙于極確，令人忽然失笑。”因此，李逵的這種奸猾，正是他過于老實、樸至，被人捉弄慣了，生怕又再上當的曲折表現。由于它把李逵樸至的性格刻畫得太生動了，所以不禁“令人忽然失笑”。當李逵在井下摸到柴進口內還有微微氣息時，他斷定柴進“還有救性”，不是立即把柴進先救上來，而是“隨即爬在籮里，搖動銅鈴。眾人扯將上來，卻只李逵一個，備細說了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籮里，先發上來，卻再放籮下來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薊州著了兩道兒(按：指一為戴宗法馬所縛，一為羅真人神術所困)，今番休撞第三遍。’宋江笑道： ‘我如何肯捉弄你?你快下去。’”當他再下井讓柴進坐在籮里先上來之后，大家“因柴進頭破額裂，兩腿皮肉打爛，眼目略開又閉”，急忙“叫請醫士調治”，因而未及時把籮放下井去拉李逵上來。這時李逵便“在井底下發喊大叫”，“宋江聽得，急叫把籮放將下去，取他上來。李逵到得上面，發作道：‘你們也不是好人，便不把籮放下來救我!’”宋江當即向他解釋：“我們只顧看顧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他聽了宋江的這個解釋，也就心平氣和，二話沒說了。這就是金圣嘆所說的：“寫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樸至。”反映了人物性格描寫上曲與直的藝術辯證法。

此外，高唐州救柴進這段情節里，還把水滸英雄與官府的矛盾，推上了直接反抗以大宋皇帝為首的封建朝廷的地步。當高俅獲悉他的兄弟高廉被殺后，便于次日五更上朝，向皇帝奏報。天子聞奏大驚，隨即降下圣旨，就委高太尉選將調兵前去剿捕，袁無涯刻本《水滸傳》于此處的眉批指出：“濟州、江州事久矣，如何此時才提起，須知不是脫卯，只因高唐州殺的是兄弟，乃始申奏，一向置之罔聞，深為可嘆。”可見作者不是孤立地交待情節，而是由此進一步揭露奸臣高俅的可惡可僧和天子的昏聵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