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醒石·等不得重新羞墓窮不了連掇巍科》解說與賞析

此篇為《醉醒石》第14回，所寫為一朱買臣式的夫婦離異故事。

朱買臣被妻所棄后得高中之事，替寒士爭氣，為漢代以后讀書人所熟知，經戲文搬演，在群眾中亦有影響。這一回的情節與之大體相同，未必是作者以朱買臣為素材改頭換面的仿作，在封建時代，在科舉制度下，這種窮通榮辱的悲喜劇，實在是不斷地重復演出。作者明確指出，莫氏“是朱買臣妻子之后一人。卻也是生前遺譏，死后貽臭”，故回目亦赫然揭示“重新羞墓”。作者的目的，在于規勸讀書人宅眷安于貧賤，相夫成名，但實際意義則不限于此。

這一篇故事的價值，在于較早較具體地揭露科舉制度的罪惡以及科舉制度對讀書士子的毒害，并以科舉制度為軸心，抨擊了世態炎涼。蘇秀才出身于科舉世家，父祖都是讀書人，祖父還中過舉，做過小官，自小受著“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的教育，一心讀書仕進，以為“解元捏在手里”，雖功名蹭蹬，卻一科捱一科，從不灰心懷疑，改變初衷。從他父輩起，只知埋頭于書本，不肯經營，亦不會經營，以致坐吃山空。雖然教書坐館是秀才們糊口謀生的習見手段，但他老實本分，“既不會兜館，又不會固館”，苦讀之外，生計依賴妻子，這便構成了他家庭悲劇的原因。小說沒有具體寫莫氏的家世，但從蘇秀才曾嫌其家是“俗流”，莫氏出嫁時，莫母要多與妝奩，莫翁要日后多與田產看，其家當是財主。其父母因莫氏生得有幾分容貌，又有幾分伶俐，“道不是平常人之妻，定要揀個舊家文士”，因此選中蘇秀才，不過是指望他日后能發達，女兒可做夫人奶奶。可見科舉制度毒害的，并不限于讀書人，而遍及社會各階層。莫氏嫁后與蘇秀才貧賤相守，患難與共，“怕把家事分了他的心，少柴缺米，纖毫不令他得知”，自己多方籌措，也正基于此。小說具體展示了當蘇秀才初次應試時，她在家里“打算房子小，一中須得另租房子。家里沒人，須得收幾房。本日缺用，某家可以掇那。本日相幫，某親極肯出力。把一天歡喜，常擱在眉毛上”。第二次應試，她再三叮囑：“這遭定要中個舉人，與我爭氣。”她把賭注押在丈夫高中上。但是，丈夫一次次的落第，打破了她的幻想，加上兩個姐夫不讀書，也混上了圓領、紗帽，更給她以刺激，終于使之決心離異。在莫氏是“重視一第”，“俗氣”，“也因性急，脫去位夫人奶奶”，最后一死了之，“生前遺譏，死后貽臭”。作者要譴責莫氏棄夫，要為讀書人吐氣，自然要這樣寫，使主人公高中，倘或不中，則是另一種情況了。倒是蘇秀才始終不忘“十年相守，情不可沒”。這就更加重了作品的悲劇色彩。在莫氏是個悲劇，這一家庭悲劇，完全是封建科舉制度造成的，是社會悲劇。

“貧賤富貴之交，在男子也不能看破。”小說一開始就這樣說，作者沒有把筆墨僅僅停留在對莫氏的譴責上，而擴充到對世風淺薄的抨擊，這就增加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厚度。蘇秀才落魄時，無人管，無人問，妻子也忍心離異;一旦中舉，便“哄動全城”，在莫氏是覆水難收，其他人則不妨翻轉面皮。于是“就有兩房人來投靠，媒人不脫門來說親”，有的甚至還“情愿倒貼三百銀子成婚”，使蘇秀才想起“貧時一個妻兒消不起光景，不覺哽咽”，“世道炎涼淚幾重”。小說還寫到，莫氏有兩個異母姐姐，分別嫁給富家子弟蔣一郎和縣吏韓提控，當莫翁病故時，他們一占房屋，一搶地產，莫氏生母病故，他們則不管不問，蘇秀才生活窘迫，他們全然不睬，甚至為應試求湊足盤費，他們也不情愿。而當蘇做官后，一個個就忙不迭的將房產田地送來“求照管”，雖著墨不多，卻也活畫出勢利之徒的丑惡嘴臉。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變化，均以做官與不做官為標準，撕破了籠罩在家庭與親族關系上溫情脈脈的面紗，從一個側面暴露了科舉制度對世道人心的腐蝕毒害。這些描寫，雖遠不及《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深刻與具體，但其給予后者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本篇行文洗煉，故事雖嫌簡略，描寫不夠細膩，但結構緊湊，主線突出。除此之外，因本篇重在刻畫知識分子在科舉制度折磨下的心理狀態，故尤以心理描寫見長。小說對蘇秀才蹭蹬科場的情況、莫氏對丈夫成名的渴望和經歷挫折而轉為心灰意冷的過程，都寫得有聲有色，極富生活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