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感·龔自珍
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
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

此詩作于清道光三年癸未(1823)，時年三十二歲。詩中刻畫了一位愛國詩人的形象，言辭慷慨，意氣駿發，一種胸懷壯志不為世用的不平之氣拂拂指端，讀之令人悵恨，令人感奮，更令人扼腕。

定盦先生以詩名，但他同時也是一位極有抱負的愛國者。他在《己亥雜詩》“五十年來言定譣”后注曰：“庚辰歲，為《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兩篇，……”按庚辰為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時大清帝國由盛轉衰，矛盾叢生。是歲詩人會試下第，筮仕得內閣中書。以上兩篇奏議，作于入京之前，旨在加強西北邊疆的統治，抵制帝國主義的入侵。次年他便由杭到閣，時程春廬修《會典》，其理藩院一門，及青海、西藏各圖，皆屬先生校理，而于西北兩塞部落、世系、風俗、山川形勢，尤役心力。后來李鴻章在《黑龍江述略·序》中曾提起此事，謂“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創于書生憂患之所得，龔氏自珍議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設施于今日。”說明他的建議直到數十年后李鴻章時代才得以實施。

詩之前二句實以西北、東南并舉。“絕域從軍”，未必是詩人果有從軍出塞的打算，它所指的主要是關于西北設行省的建議。此詩之作距奏議之上不過三年，時清廷尚未采納，故詩人一開頭便流露出失望的情緒。三年時間不能算短，詩人抱著滿腔熱情上書議事，而遲遲未見實施，難怪他感到“惘然”了。這兩句好似積壓多時的憤懣一下子傾瀉而出，語直意賅，不假文飾，感人心弦。這樣的情緒詩人時時見之于吟詠，如道光七年所作《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之二云：“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宗周若蠢蠢，嫠緯燒為塵。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憶黃河，對月思西秦。貴官勿三思，以我為杞人。”然而相比之下，這里寫得更加凝煉，更加集中，更帶有濃郁的感情。“東南幽恨”，說明詩人罷東南番舶之議上陳之后，而洋人的船舶依舊在東南沿海游弋，依舊向中國傾瀉洋貨，甚至還夾帶著大量的鴉片。誠如詩人后來在《己亥雜詩》中所寫：“津梁條約遍南東，誰遣藏春深塢逢。不枉人呼蓮幕客，碧紗幮護阿芙蓉。”統治者大開方便之門，海關失控，鴉片煙源源而入，官府中不少幕客(包括一些主要官員)，終日吞云吐霧，迷醉于“藏春塢”中、“碧紗幮”里，不管白銀外流，國弱民貧。目睹這一切，詩人怎不憂心忡忡而血淚盈箋化為詩句呢！

詩之后二句，為豪壯之語，更為沉郁之語，妙在沉郁之思，出之以豪壯。看似自嘲，實為有感而發，其中暗寓著對清廷無聲的抗議，也飽和著對黑暗現實的極度不滿。夫簫劍者，志士之象征也。昔曹沫以一劍之任，劫桓公于壇位之上，而顏色不變；伍員去國，吹簫于吳市，而神態自若。詩人李白有仗劍遠游的壯舉，杜牧有聽簫廣陵的雅興。定盦先生在他的作品里，常常以簫劍自喻，如“按劍因誰怒，尋簫思不堪，月明水湩酒薄，天冷塞花寒。駝帽春猶擁，貂靴舞不酣。忽承飛騎賜，行帳下江南。”(《紀夢》七首之五)在《湘月》詞中他更說：“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銷魂味。”清人洪子駿以為前二句“是難兼得，未曾有也”，因而填《金縷曲》以贈之。過了十年，吳山人文征還特意畫了一幅《簫心劍態圖》送給他。由此看來，一簫一劍，反映了詩人個性的某些特征：簫，表明了他的怨，他對周圍環境不協調、不合作的態度；劍，表明了他的狂，他的白眼看世、不受制于封建禮教的反抗精神。

結句不僅是對“一簫一劍平生意”的概括，而且其中懷有無窮的悵恨，把全詩的感情推向高潮。在封建社會中，凡是才氣縱橫、理想高遠的詩人，往往“人指為狂”，從魏晉時阮籍到唐代的李白，莫不如此。龔自珍滿懷報國熱忱，作東南、西北之議，時人不但不理解，反而以為是“狂”。但詩人毫不介意，反而一再說：“沉沉心事北南東，一睨人材海內空。壯歲始參周史席，髫年惜墮晉賢風。”(《夜坐》其二)“憐我平生無好計，劍俠千年已矣。”他雖曾自稱“頹放無似”(《與吳虹生書》)，其實這兒“負盡狂名十五年”一句，卻含有一種否定的意義。所謂“狂名”者，是“人指為狂”，而詩人自己卻不以為然。負盡狂名，意謂理想未能實現，才能未得施展，不能不使人抱憾無涯。“負盡”二字，是情極之語，何況又是“十五年”之久，其恨更深矣。

我們讀此詩前二句，仿佛看到集詩情將略于一身的陸游；而讀后二句，又似看到桀驁不馴、佯狂不羈的李白。然而這兩者又都不是，他是鴉片戰爭之前被時代所孕育的一位激情洋溢的愛國詩人。他的出現，標志著舊時代即將過去，而一個新時代將緩慢來到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