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題豫章四賢像拓本(其三)·陳三立
駝坐蟲語窗，私我涪翁詩。
镵刻造化手，初不用意為。

陳三立對他的“鄉先輩”黃庭堅心摹手追，備極景仰。早在光緒十九年(1893)時，三立隨其父陳寶箴在湖北任上，游黃州諸山，過黃岡楊守敬書樓，見有宋刻《黃山谷內外集》，即欲廣其流傳，解梓授刊人。(見陳三立《山谷詩題辭》)三立早年的詩，亦專學山谷，避俗避熟，力求生澀，由此而開創風靡一時的“同光體”詩派。

這首小詩短短二十字，已把作者的論詩宗旨揭示出來。前兩句寫夜讀山谷詩的情景：彎著背坐著，秋蟲在窗外鳴叫，它大概也跟我一樣，對涪翁的詩有所私愛吧！涪翁，黃庭堅之號。“蟲語窗”三字，切不可滑眼看過。山谷在《胡宗元詩集序》中曾說：“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吊衰，其鳴皆有謂，候蟲是也。……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山谷提出，詩歌應有“不怨之怨”的精神境界，讀書人雖抱有青云之志，而往往只能沉埋草野，壯志難酬，只能發出候蟲那樣的“有謂”之鳴，以抒胸中抑郁之氣。陳三立對山谷的詩論是有深切的領會的。他正是處于“末世”的詩人，戊戌變法失敗后，三立與父湖南巡撫寶箴被革職歸里，永不敘用。以后幾年間，家國多事。光緒二十六年(1900)六月，寶箴憂憤而卒，葬于南昌青山之原。不久，庚子事變起，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清王朝風雨飄搖。此詩作于光緒三十年(1904)，時作者寓居南京，自言“老夫所殉與終古，當世猶稱善屬文”(《園居漫興》)，詩人已作好“殉”他的政治理想的準備了。

“镵刻造化手”，五字可作山谷詩的定評。黃庭堅為詩，千錘百煉，仿佛天地創造化育萬物的手段。詩語本韓愈《酬司門盧四兄云夫院長望秋作》：“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劖。”山谷詩刻意出奇，在謀篇、造句、煉字上都脫棄凡俗，求生求新，這也是陳三立詩歌的特點。陳衍對三立詩極為稱賞，謂其“戛戛生新，而絕不鉤棘”，五十年來，“稱雄海內”(《石遺室詩話》及續編)，但陳衍又強調，三立詩雖避俗熟而求生澀，“而佳語仍在文從字順處”，“然其佳處，可以泣鬼神，訴真宰者，未嘗不在文從字順中也。”兩次指出三立詩的“文從字順”，自是別具只眼。三立學黃，其成功處亦在于此，這就是他在本詩中所說的“初不用意為”！

千錘百煉，可與造化之功相侔，而跡其本意，原是不必費盡心思去雕琢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這才是天地造化萬物的大手段。黃庭堅對此深有領會：“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與王觀復書》之二)又云：“觀杜子美到夔州后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后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與王觀復書》之一)黃庭堅在教導后學時，一而再再而三地說要“句法簡易”，“不煩繩削”，要“理得辭順”，甚至說：“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同上書)其用心是良苦的。既要“镵刻”，又要“無斧鑿痕”，這個矛盾如何統一？陳三立的理解是“不用意”。所謂不用意，是建立在“镵刻”的基礎上的。首先要掌握寫詩的全部藝術技巧，句錘字煉，然后再擺脫技巧的束縛，而達到“大巧”的最高境界。镵刻，是自然的前提；自然，是镵刻的目的。黃庭堅和陳三立都一致認為，陶淵明的詩，就是具備這“天機”的最佳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