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過第二十四》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曰：“為人大須學問。朕往為群兇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四海安靜，身處殿堂，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書內。古人云：‘不學，墻面，蒞事惟煩。’不徒言也。卻思少小時行事，大覺非也?！?/p>

貞觀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為太宗所重，特詔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既是陛下愛子，須使知定分，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為懼，伏愿成人之美。”太宗曰：“我幾不思量，甚大錯誤?！彼烨蔡w于本第。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弁跛煨胁淮h文以日易月之制，甚乖于禮典。朕昨見徐幹《中論·復三年喪》篇，義理甚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承意順旨，甘言取容。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皆可直言?！鄙ⅡT常侍劉洎對曰：“陛下每與公卿論事，及有上書者，以其不稱旨，或面加詰難，無不慚退。恐非誘進直言之道?！碧谠唬骸半抟嗷谟写藛栯y，當即改之。”

〔注釋〕①群兇：指隋末各路農民起義軍及封建割據勢力，如竇建德、李密、王世充等。 ②不學，墻面，蒞事惟煩：意為不學就像面墻而立，一無所見，遇事無從入手解決。語出《尚書·周官》。 ③海陵：唐高祖第四子李元吉，與太子李建成合謀陷害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被誅，后被追封為海陵郡王。 ④幾：幾乎，很少。 ⑤“三年之喪”句： 語出《論語·陽貨》。意謂給父母服喪3年，是天下通行的，從天子到普通百姓都是如此。 ⑥“何必高宗”句： 語出《論語·憲問》。高宗，此指商王武丁。豈止武丁能這樣做，古時人人都能如此。 ⑦徐幹：東漢末人，撰《中論》2卷，凡20篇，以闡述儒家思想?！稄腿陠省肥恰吨姓摗分幸黄?。 ⑧所行大疏略：唐太宗自悔過去給父母行喪禮太簡單隨便。大，通“太”。 ⑨誘：誘導，鼓勵。 ⑩此章重出于《納諫》篇，內容較此為詳，可參閱。

【鑒賞】本篇記述了唐太宗從執政之初到貞觀中后期的懊悔之言和改過之行。

唐太宗是武將出身，18歲便南征北戰，平定天下。登基后思想上發生了轉變，開始專注于以儒學治國。以為君臣父子、政教之道，都在儒家經典中，惟有孜孜不倦的學習才能成為一個能干的皇帝。對于年輕時在馬背上沒能好好學習治國之道，太宗深感懊悔。此為悔過之一。

第二、三章記載的內容都關于禮制。

貞觀中期，唐太宗不喜太子李承乾而偏愛魏王李泰，下詔讓魏王移居武德殿。武德殿是太極宮宮殿名，與太子所居東宮鄰接，地位不一般。隋文帝廢太子楊勇而改立楊廣，即在此殿宣詔。唐初李淵賜李元吉居武德殿，方便了李元吉與太子李建成的溝通往來。魏徵認為，太宗此舉不妥，有違禮制。儒家的禮制，注重尊卑有別、上下有序，以此確定社會秩序的穩固。違反禮制，逾越彼此身份行事，那就會打亂本來的秩序，是非常危險的。唐太宗對魏王的安置，會招致非議和猜忌，危及太子和其他兒子的既定名分秩序。魏徵告誡唐太宗說，如果太宗真的喜愛魏王，就應該時時提醒他記住自己的名分，這才是上策，怎可因給予其不合適的待遇而陷魏王于危險境地呢?太宗聽后果然及時悔悟，意識到自己沒有深思熟慮的舉動差點鑄成大錯，趕緊讓魏王回到以前的府第居住。此悔過之二。

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讀了東漢末年文人、“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所撰《中論·復三年喪》，對自己沒有遵守“三年之喪”為父母守孝而感到懊悔悲痛。此悔過之三。守孝3年的禮制，是商朝實行的，周朝以后已不太流行。孔子為維護這一禮制，與弟子宰我有過一段尖銳的對話。宰我認為守孝3年太長，一年就夠。孔子罵其“不仁”，不能體會父母哺育嬰孩3年才能脫離父母懷抱的辛苦(見《論語·陽貨》)。孔子之“禮”，是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的結合。3年之期是守喪之禮的形式，而愛父母、懷念父母的思想感情是禮的真正內容。內容和形式相融合，達成一致，才是真正的依禮而行。后世帝王沒有遵此禮制，如漢文帝實行“以日易月之制”，將3年之喪縮短成1個月。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門之變后，唐高祖李淵被迫讓位李世民，成為太上皇，至貞觀九年(635年)去世。唐太宗對于父親，內心是有愧疚的。看到徐幹的文章后，勾起了對父母的歉疚之情。這也是自然之人情、人性。如從一國之君的視野來看，倡導守孝之禮亦可以發揚孝道，有著培植忠貞、恭順的臣民的政治功用(詳見《孝友》)。

第四章重出于《納諫》，散騎常侍劉洎提意見，說唐太宗對公卿大臣面加責難的做法不利于臣下直諫，太宗表示悔過。此悔過之四。

《左傳·宣公二年》里有句話：“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边@適用于普通人，也適用于帝王。儒家有把君主神化、圣化的傾向，以君主沒有缺點視為理想的設定。歷史上的君主也常常以神、圣自詡，不肯面對自己的過失。典型的如商紂王。據正史所載，商紂王博聞廣見、思維敏捷、身材高大、力氣過人。但在位后期變得荒淫無度，剛愎自用，聽不進任何勸諫，殺比干、囚箕子，一意孤行致為周所滅。反觀唐太宗，對自己的認識是清醒的。他沒有把自己置于圣人的地位，而像普通人一樣經常反省自己的不足，接納規諫之言，并立即改正，這正是唐太宗個人修養的最大優點之一。事實上，即使貴為帝王，也難免發生過失。重要的是對待過失的態度：掩蓋過失，只能釀成更大的過失;聽從諫言，及時改正過失，就能大大降低損失。唐太宗度量寬宏，勇于自省，聞過即改，從善如流，終致國泰民安，也是他促成“貞觀之治”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