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諸王定分第九》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絕覬覦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預立定分，以至于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后車不改轍也。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圣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諫曰：“昔圣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發施號令，為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并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復道彌望，積財鏹巨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于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閣，伏愿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為良器。此所謂圣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為我言之。”尚書右仆射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為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佐，何嘗不傾敗家國。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過四考。”

〔注釋〕①齊州都督：齊州，州名。治所歷城(今山東濟南)。都督，地方軍政長官。 ②定分：確定的名分。 ③魏武帝寵樹陳思：魏武帝，曹操;陳思，曹操的三子曹植，為曹操所寵愛。曹丕稱魏文帝后，封為陳王。死后謚思，后世稱陳思王。 ④貧不學儉，富不學奢：窮了不用學節儉，富了不必學奢侈。 ⑤儲君：君位的繼承者。多指太子。 ⑥道亞霄極：名分令次于至尊。道，名分;亞，僅次于。 ⑦正體：正統，指太子。 ⑧翻：反，反而。 ⑨臣聞愛子教以義方：見《左傳·隱公三年》。愛子女就要教他們以正道。 ⑩竇太后及景帝：竇太后為漢文帝皇后，生漢景帝與梁孝王。 梁孝王：名武，漢文帝子，漢景帝弟。竇太后寵愛有加，欲立為嗣，遭諸大臣反對。梁孝王知道后，派刺客刺殺議臣。事未成，漢景帝懷疑為梁孝王所指使。梁孝王恐，后病死。 復道彌望：復道，樓閣之間架空的上下兩重通道;彌望，滿目皆是。 財鏹：錢財。鏹，穿錢的繩索，引申為錢。 出警入蹕：古時帝王出行的禮儀。侍衛為警，清道為蹕。 宣帝亦驕恣淮陽王：意為漢宣帝放縱淮陽王。宣帝，漢武帝曾孫;淮陽王，漢宣帝庶子。 出閣：皇子離開朝廷到自己的封地作藩王。 道德齊禮：用道德來引導，用禮儀來約束。語出《論語·子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有格”。 圣人之教，不肅而成：圣人的教化，不用嚴肅就能成功。語出《孝經》。 高士廉：名儉。唐高祖時，經秦王李世民推薦為治中。后歷任右庶子、吏部尚書、仆射、太傅。著有《氏族志》。 守器東宮：器指國家重器。東宮太子的職守，是守護宗廟之器，故稱長子守器東宮。 窺窬：意為窺伺機會。這里指窺視帝王將相位，圖謀不軌。 考：考為官員考核。唐制，官員一年考核一次。

【鑒賞】本篇記錄了唐太宗與馬周、褚遂良、高士廉、劉洎等人，商討諸王名分的確定及如何防止違反禮制的問題。

商討的緣由，是因吳王李恪出任齊州都督而起的。貞觀七年(633年)，唐太宗對侍臣說：“家與國的事情不盡相同，讓李恪到地方上去做官，是叫他作為國家的藩屏。對他應該早一點確定名分，斷絕他覬覦皇位之心。我死以后，使他們兄弟沒有危亡的后患。”之后，貞觀十三年(639年)，褚遂良因供給魏王李泰的物質超過了皇太子，違反禮制的規定，要求唐太宗“明立定分”。貞觀十六年(642年)，唐太宗與褚遂良、高士廉、劉洎討論哪個是國家的當今急務，褚遂良以為是“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高士廉認為“養百姓最急”、劉洎斷言“撫四夷最急”。后二者為內政與外交，而唐太宗認定了褚遂良的意見，以“定分”為是。

諸王是唐太宗的兄弟與他的兒子們的總稱。唐太宗覺得，自己年近半百，為諸王早日確定名分，是讓他經常憂慮的事情。“定分”，就是確定每個人在等級秩序中的名分。一旦名分確定后，就能對不同等級的人們，作出相應的行為規定。“定分”源于孔子的“正名”。孔子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以等級制度作為“正名”的標準，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讓人們循名守分，不得逾越。前一君、臣、父、子是核定的事實，后一君、臣、父、子是表示他們的名分。孔子的意思，要按照周禮所規定的等級名位，來糾正當時因社會變動而產生禮崩樂壞的現狀。孔子以周禮為內容的禮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以正名定分為核心的名教。董仲舒繼承了孔子的主張，以“正名”為治國的根本：“治國之端在正名。”(《春秋繁露·玉英》)“名”的作用為什么這么大?因為不同等級身份的人，在社會上如何行動，應該遵循何種規范，是由他的“名”決定的。董仲舒說，天子對天這一至上神負責，諸侯的職責在侍奉天子。大夫對“匹夫”擔任教化的責任，士是干實際事務的，“民”是一群睜眼瞎，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名教強調尊卑上下與等級分明，重視長幼之間的差別。如賈誼所說：“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新書·俗激》)至關重要的“上下有差”，而歸宿是“各得其宜”。

對諸王應預先確立名分，否則他們會覬覦皇位，對太子構成威脅。這是貞觀君臣們的共識。馬周舉了曹植的例子。魏武帝曹操在世時寵愛三子曹植。曹操過世后，次子曹丕登極，對弟弟曹植防范禁閉，如同監牢的囚犯。曹操生前的寵愛，害苦了曹植。褚遂良所舉的例子更有針對性。褚遂良說，漢初的竇太后與漢景帝“不識義方之理”，放縱梁孝王，險些釀成大的禍患。梁孝王是漢景帝之弟，竇太后次子。未立太子前，漢景帝在一次宴會后對梁孝王說：“千秋萬歲后傳于王。”梁孝王心內好不喜歡。在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子中，梁孝王立下很大的功勞，漢景帝封賜他四十多座城邑，其苑囿達三百里。梁孝王出行的儀式已與皇帝一樣。后來在漢景帝立了太子后又廢掉的情況下，“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這一兄終弟及的主張，遭到爰盎等大臣的反對而中止。此后漢景帝立膠東王為太子，梁孝王“陰使人刺殺爰盎及其他議臣十余人”(《漢書·文三王傳》)。事敗后，漢景帝知為梁孝王主使，但念在手足之情，加上竇太后的寵愛，未加追究。但梁孝王歸國后，憂郁不樂，發病而死。此即褚遂良所說“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兄終弟及，只在殷商時期實行過。至周朝，宗法制度確立后，皇位的繼承采取嫡長子繼承制的原則。依據這一原則，周天子之位由嫡長子繼承，眾子分封為諸侯;諸侯以嫡長子繼位，眾子分封為大夫。大夫對諸侯是小宗，諸侯對天子是小宗。按照宗法制度，魏王李泰是小宗，皇帝給予他的東西超過皇太子，是和嫡長子繼承制相沖突的。嫡長子繼承制是為了保證皇位的順利繼承，避免皇室內部宮廷政變的發生。然而皇帝的特權與權勢，足以讓有政治野心的皇室成員所向往。皇帝的眾多兒子的兄弟以及嬪妃們，都有可能成為皇位的競爭者。失敗者的下場只有死路一條，而競爭者只能訴諸武力兇殺或陰謀詭計。李世民為爭奪皇位，不但把自己的兄弟李建成、李元吉殺了，而且連幼小的侄兒、侄女也全部殺害。歷史上兄弟之間為爭奪皇位，發生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數不勝數。西晉爭奪皇位的“八王之亂”是有代表性的，18年間死傷數十萬人，光封王的皇族就有36人被殺。無論從唐太宗自身的經歷來說，還是從唐太宗親自參與《晉書》編寫的情況來看，如何早日確立太子與諸王的名分，斷絕諸王覬覦皇位的非分之想，這是國家的急務，比養民、撫夷這些內政與外交，更為來得急迫。這是唐太宗在褚遂良、高士廉、劉洎三人的不同意見中，采納褚遂良“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為“最為今日之急”的緣由所在。《呂氏春秋·處方》開頭就說“凡為治必先定分”，這是說治理國家的前提是“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