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顧志華

《通志》二百卷，宋鄭樵著。這是一部紀傳體的通史，自上古起，到隋朝止(《略》到唐朝)。體例仿照《史記》而有所創新。全書分為五部分：《帝紀》十八卷，紀三皇五帝至隋各代帝王事；《后妃傳》二卷，紀前漢至隋各代后妃事；《年譜》四卷，紀三皇五帝至隋各代的重要史事；《略》五十二卷，紀上古至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演變，也包括文化發展的情況；《列傳》一百二十四卷(包括世家、宗室傳、列傳和載記)，紀周至隋各代的重要人物。《通志》共有五百多萬字，內容比較繁雜。《帝紀》、《后妃傳》和《列傳》系抄錄自漢至隋諸史舊文，略加刪改而成，《年譜》系仿《史記》諸表而作，都無甚創見。全書精華在《略》，共分為二十略，其中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謚、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等略，為其所獨創，鄭樵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見解，具有較大的價值，尤其值得重視。因二十略的內容和《通典》及后來的《文獻通考》所載性質相似，所以清人把《通志》和《通典》、《文獻通考》并稱為“三通”。《通志》是一部重要的歷史典籍，對于后代史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鄭樵，字漁仲，又稱夾漈先生，宋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生于1104年(北宋徽宗崇寧三年)，卒于1162年(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年五十九。鄭氏是當地的大族，他父親鄭國器曾為太學生，鄭樵從小受到父親的教育，對六經、諸子百家之學很感興趣。在十六歲上，父親死了，家道敗落。為了不中斷學業，鄭樵和他的堂兄鄭厚，在莆田附近的夾漈山旁搭了個茅屋，埋頭讀書三十年，寫了不少著作。紹興中，因侍講王綸、賀允中的推薦，得被皇帝召見，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后被劾，改監潭州南岳廟。1159年(紹興二十九年)他開始動筆寫《通志》，二年后完成，入為樞密院編修官，不久即去世。鄭樵的著作據廈門大學歷史系調查統計，多達八十四種，現存的僅有《通志》、《夾漈遺稿》、《爾雅注》、《詩辨妄》數種及一些零散的遺文，大部分都已亡佚了，這是深為可惜的。

《通志》二十略，其性質與正史中的“志”相似。所謂略，就是大綱、概略的意思。鄭樵說：“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于此矣。”(《通志·總序》)對此他是很自負的。二十略的細目為：《氏族略》六卷、《六書略》五卷、《七音略》二卷、《天文略》二卷、《地理略》一卷、《都邑略》一卷、《禮略》四卷、《謚略》一卷、《器服略》二卷、《樂略》二卷、《職官略》七卷、《選舉略》二卷、《刑法略》一卷、《食貨略》二卷、《藝文略》八卷、《校讎略》一卷、《圖譜略》一卷、《金石略》一卷、《災祥略》一卷、《昆蟲草木略》二卷。在這二十略中，大致可以歸納為這樣幾類：第一類，天文、地理、禮、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災祥十略。這些略內容前史中基本上都有，鄭樵只是作了一下加工，不少材料抄自于《通典》和前史。第二類，六書、七音、藝文、校讎、圖譜、金石六略。這些略內容屬于文化方面，都是《通典》沒有論述的，除藝文略外，其他各略前史也很少涉及，鄭樵細致分類，詳加論述，表明了他對文化的特別重視。在這六略中，最重要的是《藝文略》和《校讎略》。《藝文略》是一部宋代以前的圖書分類目錄，共收錄圖書一萬零九百一十二部，十一萬零九百七十二卷，分為十二類百家四百三十二種，鄭樵突破了傳統的四部分類的束縛，建立了比較健全的三級分類法，在中國目錄學史上是一個進步。《校讎略》也是目錄學和校讎學的重要著作，鄭樵明確指出目錄學的主要任務是辨別和分清學術源流，他還提出圖書分類的原則，編輯目錄的方法以及如何搜訪圖書的具體辦法，很有意義。第三類，氏族、都邑、謚三略。都是鄭樵新增加的內容。《氏族略》是記述姓氏來源的氏族譜系之學，區分姓氏由來為三十二類。《都邑略》記述上古至隋歷代建都的地點、位置、形勝，選擇該處建都的原因、得失以及各個域外國家的地理位置。《謚略》把古代二百一十種謚法劃分為上中下三類加以論述。《氏族略》和《都邑略》都很有用處。第四類，《昆蟲草木略》。這屬于博物范疇，為其他史書所無。鄭樵仿《爾雅》的體例，搜求各種方言異名，匯釋草木蟲魚的名稱。二十略取材廣泛，內容豐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鄭樵雖多有批評，但對二十略仍是加以贊揚的，認為它“采摭既已浩博，議論亦多警辟，雖純駁互見，而瑕不掩瑜”，評價還是比較允當的。

鄭樵是著名的史學家，他的治學態度十分認真。他認為做學問只有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成就。他在夾漈山整整住了三十年，精心研究了經書、禮樂、天文、地理、語言、文字、動物、植物等各方面的學問，每有所得，便寫成筆記，在此基礎上編撰成書。他唯恐自己的學識還不夠充分，就到各處去游歷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開拓了眼界，豐富了知識，這些都為他最后完成《通志》這部巨著創造了條件。《通志》的撰寫雖然前后只用了兩年時間，但他醞釀、準備了幾十年，可謂是鄭樵畢生心血結晶之作。

在《通志》這部著作中，充分體現了鄭樵“會通”的史學思想，批判傳統的精神和注重親身實踐、注重調查研究的學風。“會通”的史學思想就是把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要探求其源流，說明其來龍去脈，反映出它的發展過程。這是鄭樵治史的指導原則。鄭樵推崇司馬遷，貶低班固；提倡通史，輕視斷代史。他贊揚《史記》的寫法，能夠了解歷史發展的線索，看出前代和后代的聯系；他不滿《漢書》的寫法，認為那是割斷了歷史。鄭樵力圖做到“集天下之書為一書”，把史學研究的范圍大大地擴大了。鄭樵的《通志》，打破了自東漢以來紀傳體史書中斷代史的壟斷地位，對后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鄭樵在《通志》中反對學術史上相沿已久的兩種舊傳統，一種是陰陽五行的迷信思想，鄭樵斥之為妖學，認為它是用迷信的東西來歪曲自然現象，來愚弄大家；另一種是任意褒貶的寫作方法，鄭樵斥之為妄學，認為它不能真實地反映出歷史的本來面目。鄭樵提倡實學，他注重親見親聞，注重調查研究，他認為知識離不開實踐，不會歌便不懂得樂章，不了解星象便不懂得天文，不知道山川方位便不懂得地理。為了掌握動植物的知識，他“結茅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通志·昆蟲草木略序》)他以自己的親身實踐，糾正了《爾雅》等書中的不少錯誤。更為可貴的是，他注意到了農民的實際知識，主張理論與實踐結合。他說：“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通志·昆蟲草木略序》)這話出自于八百多年前的一個士人之口，應該說是一種卓識。

《通志》雖然有許多創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如體例上仍沒有突破正統的紀傳體正史的格式，除二十略外，其余部分大多是抄錄、刪改前史，糟粕也較多。鄭樵在考訂史料方面，也有不少主觀片面的地方。他貶低班固，輕視斷代史的看法也不可取。

《通志》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刻本，一種是元大德三山郡庫刻元明遞修本，一種是元至治二年福州刻本。明清兩代版本較多，較通行的是清武英殿本。最近也是較好的版本是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二集的《十通》合刊本。《通志》影印精裝三冊，后附有考證三卷。另有《十通索引》一冊，使用很方便。另外，二十略還有單行本，名為《通志略》，有明陳宗奎的校刊本、清嘉慶十一年長洲彭氏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國學基本叢書》本、《萬有文庫》本、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本以及上海世界書局本等。